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美国民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美国城市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立宪制民主
分析美国制度的内部结构
焦点透视：人民的愤怒
建议读物
政府的合法目的是为某个社会的公众去做任何他们需要政府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权凭他们各自单独的和本人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
──亚伯拉罕．林肯
政府是人类群体为保护自身免受内在和外来威胁，并制订政策为人类谋求生存提供最好条件而建立的一种体制。由于政府是人类社会公共机构中最为普遍的机构，所以人们自然地会把政府看成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因而也就对政府缺乏理解。如果任何一种事物司空见惯到人们不大会对它的存在产生怀疑，也就不会充分地认识它所产生的影响。不少人也许关注着政府的不同存在形式，或某些具体政策、决策的详细内容，但他们却很少考虑政府本身的性质是什么。
政府差不多每天都以某种形式与我们保持着联系。邮差每天给我们送邮件；警官坐在警车里巡逻；联邦税务局的官员坐在地区办事处工作；某一特工人员正在调查某位公民或团体的信仰及行为规范，这些现象都能证明政府在我们周围起作用。有时它的这些作用对社会有益，可有时又是有害的；可无论有益有害，政府的作用总是重要的。如果政府是由普选产生的，那么，人们对于那些能对他们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草案尚具有一些潜在的支配力。但是，如果对问题以及政府是如何运作的缺乏足够的了解，人们就无法有效地影响这些政策。因此，研究政府及其政治是对每一位公民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要想弄懂政治，我们必须先了解美国国家、州和地方政府的基本结构和决策程序。这仅仅是了解政治的第一步。基础知识掌握以后，还要了解美国各级政府内部、同级政府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对政府和政治的研究的不同方式方法、以及常常与表面现象相背离的真实情况。首先，要想弄懂政治，还必须提高批判地分析问题的能力，判断何时应该接受某一政治论点，何时应该拒绝，何时持疑问态度直到获得了更多更详细的信息为止。即使难以做到这些，尝试一下也是令人振奋的。
政治无处不在。很多起先看上去与政治似乎毫无关系的事情，事实上极富政治意义。政治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的是非标准，还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政治，简要地说，就是人类集体地、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一种手段。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个人如何使自己适应群体生活，反过来，也是群体以哪种方式接纳个性迥异的个体。亚里士多德曾称政治为“建筑学式的科学”，政治是所有其它科学的基础学科。只有通过政治，社会才能判断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已经做了什么。参与政治生活，可以通过自身帮助构筑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来实现个人的潜能。
在美国，从群体和个人角度考虑，政治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性的。政治既要顾及个人享有公民权利，又要顾及公民履行义务。同样地，政治既要顾及群体履行义务，又要顾及群体享有权利。民主的使命从来都是，而且仍然是：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同时要保护和承认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确保群体和个人对社会履行各自的义务。由于个人和社会需求之间时常存在着矛盾，至今尚未有一种政治制度成功地完成这一使命。当然，民主的目标不在于达到至善尽美，而在于朝着这个目标做不懈努力，并尽可能地做得完美无瑕。
在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里，参与政治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遗憾的是，在美国，公民的义务往往被忽视。早在两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认识到人类是最基本的社会动物。政治生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不参与政治，一个人就失去了他或她做为人的潜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美国公民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选举权，可是美国公民参与选举的程度仍然惊人的低下。公民参与选举仅仅是衡量某一政治制度成功与否的小小的因素，但它却是较为明显的标志之一。最近的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总统选举照例比其它各级选举会使更多的人参加投票，但许多年来，也只有50％多一点的人参与投票选举。因此，即使在某一候选人完全占优势的选举中，也仅仅只有l/4到1/3的选民投选举获胜者的票。这些数字令人不安，它反映出许多美国公民不愿意花费力气参与政治生活，这种不情愿的心态必将导致宪法制政府的终结。1988年的选举不那么令人满意，达到选举年龄的选民只有一半参加总统选举，这是自1924年以来最低的投票率。值得庆幸的是，1992年总统选举参加投票的人数已呈上升趋势，这是近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原因有以下几个，其中包括选民对经济的不满、渴望变革、反现任官员的情绪、候选人在电视谈话和多次辩论中露面、使用新式音乐电视中“震憾选举”、不再只偏重传统式的竞选宣传等等。不可低估的是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复出，他作为非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使得许多本来不满的选民也前往投票。
美国政治思想和美国政府体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北美13个殖民地建立以前。“人人生来平等”的信条渊源于古代一流的思想家及基督教诞生的初期。就像古希伯来人和一些其它古老的民族那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包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合乎道德准则的政府必须依法管理事务。就像古希伯来人和一些其它古老的民族对此也持相同看法一样，多年来，这一原则已发展成为现代政治的信条。政府应该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英国长期以来一直盛行有限性政府执政和宪法立国主义，这一传统始于1215年的大宪章运动，那时，约翰国王被迫接受对他的统治的限制。这些思想后来被移植到美洲新大陆上来了。
最早自愿来美国海岸定居的殖民者大都是出于经济或宗教的原因。那些由于宗教原因前往美国的，被称为英国清教徒，他们于1620年乘“五月花”号来此创立普利茅斯殖民地。10年后，清教徒们又在麻萨诸塞湾开辟了另外一块殖民地。这两批清教徒都为他们自己寻找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他们却没有把宗教自由给予他人。例如，他们曾把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逐出麻萨诸塞湾，就因为他向当时盛行的正统教挑战，否认国家有权控制宗教，宣扬其它宗教信仰的自由，否认白人有权夺取土著美洲人的土地。罗杰被逐后创立了罗得岛殖民地，试图将他的信仰付诸实践，罗得岛率先向民主化转变，成为其它各殖民地效仿的榜样。虽然清教徒们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他们对民主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们所持的那种教会式的政府信仰，导致了教会会众掌权，摆脱基督教会等级制度的束缚。清教徒在教会管理上的这种做法政治意义深远，远远超出宗教本身。
还有很多人来到美洲大陆，因为他们在旧社会中无法得到发展。其中包括家族中排行老四的儿子们、冒险家、犯人、欠债人，他们蜂拥来到这个新世界。很多人在这里都获得了成功。许多商人、生意人、农民怀着某种抱负和愿望，横跨大西洋也来到美洲，这些人多数都定居在中部和北部各殖民地；种植园主在南部建立了大型种植园，以发展商业性的农业，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人类奴隶制基础上的劳动制度。后来，德国和苏格兰－爱尔兰来的农民移向西部偏僻的农村地区，开始了西进运动，差不多从欧洲人在新大陆一开始定居就鼓励独立思想和个性发展。
美洲人从很早就试图藐视权威，提倡个人获得成就。因为他们对欧洲暴君统治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在创立新政府时，谨慎地限制政治权力的运用。殖民地人民相信，所有的人有自治的权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在未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统治。这一基本原则一直在殖民地的讨论中占了首要地位，也最终导致了革命，使殖民地彻底与英国决裂。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他把革命的思想原动力用文字表述出来，他的言论即使今天听起来也颇为激进。在《独立宣言》中，他主张人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政府只能从民众中获取其合法的权力；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要确保每个人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思想是英国数千年来传统思想的延续，早已在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些思想是经过几十年在美洲创办殖民地所产生的经验中形成的，加上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权力分立的理论补充，再由杰弗逊做系统阐述，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石。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最主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绝不是他们的主人。
林肯(Lincoln)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讲》中精辟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他进一步阐述道，美国革命中诞生的国家，应该致力于实现杰弗逊提出的这一理想：人人生来平等。那时，这一理想成为林肯进行内战和赢得胜利的政治策略中明确的原则。
由杰弗逊和林肯表达的这些思想也仅仅只是理想而已。作为有关美国现实的论述，充其量只是部分正确，美国政治的现实与美国制度中的这些原则之间的鲜明矛盾过去就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其中最明显的矛盾就是，强行剥夺了一些群体的权利，例如黑奴，土著美洲人或美洲印第安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杰弗逊虽然政治上反对奴隶制，可他自己就是一个奴隶主，去世之前只解放了极少数几个奴隶)。即使是居支配地位的白人群体中，也有一半人无法参与政治；所有妇女都被剥夺了投票权和其它政治参与的权利。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鼓动未来的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支持一份旨在脱离英国的独立宣言，但在她给丈夫的信中，她强烈地抗议，要求亚当斯和他的同僚们在建立新政府时，“不应该忘记女士们”。她主张新的法律体制中应该包括妇女的解放和公正的待遇。但亚当斯忽视了她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把她的要求当作儿戏。而且尽管美国的创始者们设计社会制度时，就限制政府行使权力，但他们却不关心限制行使私有权力。这些始创者们几乎不可能预料到，很快到来的公司化和工业国的建立，权力会如此高度地集中。自相矛盾的是，第14条宪法修正案常常抑制对商业公司的权力进行限制的努力，因为该条修正案在内战后生效，旨在确保人人，无论肤色如何，都应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法院扩大此项修正案的适用范围，允许作为“法人”的商业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对规定公司活动的任何章程都可能提出复杂的、耗时的、正当的质疑。
进入20世纪，美国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城市的出现，人们的社会和地理方面的流动以及工业企业的兴起。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像美国人那样纷纷争先恐后地离开农村，拥入城市。尽管如此，人们仍保持着早已形成的许多基本价值观念，仍旧认为美国是白人的、新教徒的、乡村式、盎格鲁－撤克逊民族的国家。许多美国人仍用适合于更简单纯朴的方式去接触政治。例如，仍有许多人倾向于同意杰弗逊的观点，认为城市是个充满罪恶和腐败的地方，高尚美德是与乡村和农耕生活相联系的。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享受着，也依赖着城市生活的许多便利。这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谴责说来也令人费解，鉴于大约有2/3以上的美国人都居住在中心城市中，或至少也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美国的这些大都市就像一块块大磁铁，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力。人们关于城市的这种矛盾心理对于当今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多少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然而，在考虑城市问题时，我们须理智地对待这些难题。尽管许多问题确是城市特有的，可有些问题在农村也出现。有些问题，例如失业和不健全的医疗保健等，在农村可能更为严重。美国的贫困问题和低水准住房都位于城市以外，那里交通条件变得更差，更昂贵；而且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也远比不上人口较稠密的地区。
乡村生活方式的停滞，甚至可以说是衰落，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许多家庭农庄被农业联合体收购，这使得更多的人迁移到本来已经十分拥挤的城市。另外，随着乡村电气化、电话、公路、电台、电视和其它设施的发展，城乡差别逐渐消失，乡村孤立现象也一去不复返，本来城市的许多优势已不仅仅是城市特有的了。因此，认为美国城市问题与美国其它地方毫无联系是不明智的。
无论城市或是乡村，美国的许多定居地大都是交通模式的结果。早期聚居在一起的人们倾向于定居在靠近自然港口或河畔，这样，可以利用水道运送货物和旅客。随着铁路的发展，远距离交通成为可能，铁路通向的地方往往就是城镇和城市的定居地。交通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城市的出现，并无计划地扩展。有一段时期，城市是比较集中的。后来有了电车，城市便无拘无束地发展起来，商业地区也随着电车线路远离了市中心，向城外延伸。汽车的发明使城市无计划地发展。有了汽车，城市便漫无目的地向外延伸，只要有公路，它就一个劲地向那里扩展。这是技术发展如何带来巨大且无法预料的变化的突出范例。
这并不是说城市发展的过程完全是偶然的。遭到破坏的公共运输系统就很说明问题。多年来公共运输系统，相对来说是有秩序、讲效率的，在美国各地很普及。曾有一个时期，你不仅可以在几乎所有大小城市里乘火车旅行，而且还可以到国内其它不少地方去旅行，你只消从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换乘另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就可以了。这种状况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美国一些最有实力的大公司为了给汽车的发展铺平道路，有意地取消火车，鼓励人们依靠汽车，铁路成了汽车的牺牲品。
这些大公司为了不暴露他们的意图，通常通过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司，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挨个收购公共运输系统。经常是一夜之间，他们便接管供火车和电车通行的铁路线，扯下供它们以及它们通常的伙伴──无轨电车行驶的空中电缆，无轨电车靠中央发电系统供电，但可以停靠路边，也可以随车流行驶。摧毁电气系统之后，这些耍弄诡计的人们开始使用公共汽车，并将路权卖掉，这样一来，电气系统无法恢复。然后，他们再将公共汽车系统也出卖掉，做完这一切，再去下一个城市依样行事。
这些做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出售公共汽车、轮胎和汽油，而且也是鼓励修建新的道路和公路，而这些道路和公路的建设必将刺激汽车和卡车的销售量日益增长。乘客们自然还是喜欢老式交通方式，不喜欢取而代之的公共汽车，这样一来，更多的市民开始把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使用汽车的巨大转变还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例如空气的严重污染，老式居民区和中心城市的解体，过分依赖外国石油，而石油又颇具外交意义。在当今的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复杂的。
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急需公共运输系统，但价格高得令人无法想象。价格之昂贵以致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直接资助，开发它们通常是不可能的。当然，公共汽车系统能否完全代替铁路运输不得而知。现代美国人对汽车情有独钟，可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公共交通已更加糟糕，而这种变化完全是为了满足私人赢利目的的。但明显的是，假如老式交通体系能够发展成为我们现在需要的公共运输系统，我们也支付不起。
1949年，一些美国最知名的大公司，由于在毁坏公共运输系统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而被联邦法院判决犯有违背反托拉斯法的罪状(美国诉全国城市干线一案；U.S.
v. National City Lines)。这些公司中有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火石轮胎橡胶公司．(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麦克卡车制造公司(Mack Manufacturing，即麦克卡车制造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和菲利浦石油公司 (PhillipsPetro1eum)。他们对此判决提出上诉，但被驳回。假如参与同谋都能获利的话，所有那些公司就都会那样做了。例如，根据审判时的证词，合谋此事的各公司试图争取得到得克萨斯石油公司(Texaco)的合作，并许诺该公司享有向大多数刚刚兴建的公共汽车系统销售原油和汽油的专卖权。值得大加赞赏的是，该公司拒绝染指。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在美国历史上，公司作。很少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今天却没有什么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场明谋。即使在审判期间，当全国几家知名大公司被宣判有罪时，也几乎没有任何报道。有关判决结果的消息极不起眼地登在194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的第79页。文章简短，只字不提大公司给公共运输系统造成的巨大破坏。
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公共运输系统被毁坏和汽车发展带来的影响，一些现代城市已意识到许多该做的事仅凭税收财力已不足以做好了。除了典型的乡村和城市利益的分裂以外，城市自身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裂变：在种族、族裔和宗教团体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市郊利益和市中心利益之间；以及许多其它的裂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城市委员会将住房匮乏列为国家一大丑闻；认为美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学校效率低下，时有暴力事件发生；存在失业、疾病、吸毒问题；福利开支数目庞大；警察和少数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进入80年代，随着里根政府扶植那些相信只能靠减少联邦干预，各城市无论财力大小应凭借自身财力来改变现状的人上台掌权，以往认为应该增加联邦扶助来解决一些城市问题的关注态度消失贻尽。自布什上台以来，政府仍致力于“不再征收新的税项”，但布什认识到有必要增加一些税款，因为，联邦财力和联邦优先项目已受到如此的限制，以至于难以恢复对城市地区的资助。毋庸置疑，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疏忽，造成了自1981年以来城市生活质量的下降。这种疏忽已使城市现状再度升级，终于在1992年引发了洛杉矶暴乱。没有几个客观的观察者会怀疑这一事实：种族主义是这场极具煽动性的事件的主要原因。虽然几名洛杉矶警察狠狠殴打了罗德尼．金的情景被清楚地录了像，但对他们的滥用职权却宣告无罪。罗德尼．金是一名黑人司机，因超速和违章驾驶被那几位警察勒令停车。然而，即使种族问题尚不是争论焦点，对警察的行为约法三章，尤其是在拥挤不堪的城市，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管情况有了多大好转，警察暴行仍然存在。令人悲哀的是，20年前由城市委员会归纳的大多数城市问题，时至今日仅仅是变得更糟而已。所以，完全可以这幺说，在美国最难当的官不是美国总统，而是大城市的市长。
尽管如此，甚至在一些最大的，问题最棘手的城市，也还是有许多好的方面。虽然，人们总是抱怨大城市的生活缺乏人情味，互不关心，可这一点也不是一无是处，它至少可以给人们些许隐私权，否则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根本不可能有个人隐私。城市仍然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这些机会往往来自于由很多较小规模的团体或社会群体组成的一种结构，这可以抵销大城市带给人们的那种庞大无边的感觉。许多调查已表明美国人中还是有绝大多数更喜欢城市生活，而不是乡村生活。他们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选择，尤其是中上阶层的人们。他们返回大城市居住，使老式的，但条件却完好的居民区重新恢复了活力。社会学家有时称这一过程为“市区居民区的绅士化”。事实上，今后10年的主要问题很可能是摇摇欲坠的市郊地区，那里的住房和设施很难修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城市郊区已变得对居住极少具有诱惑力的时候，许多少数民族团体终于能够搬了进去。
美国政府体制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平等，遵从公众的意见治理国家，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在美国历史上找出与美国政治思想原则大相径庭的实例来，并不是件难事。赞成奴隶制的存在，有计划地迫害美洲土著居民，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例。另外，种族隔离和二战中拘留日裔美国人，都是公然侵犯人权和尊严的最好例证。
美国白人也曾受到过违背《人权法案》中的权利保障的侵害的经历。从1798年客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the A1ien and Sedition Acts
of 1798)开始，美国政府及各州总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一些法令来极大地限制那些威胁现存社会秩序的持不同政见者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仅国会本身，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有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后被称为众议院国内安全事务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最终被取消)的许多行为以及已故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行为多次侵犯公民权利，违背基本的行为规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例子中当然还有联邦调查局及其它政府机构滥用职权的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政府无法无天就可能成为美国“法律和秩序”的主要问题。虽然目前情况有了较大好转，但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只有公众保持警惕，才能防止再次发生。
诚然，只考察缺点是无法公正地评价一种政治制度的。政治学的学生所面临的任务是要确定美国政治目标的适宜性，以及美国政府总体上为实现这些目标努力的程度，并且在呈现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
尽管80年代后期，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政体瓦解了，但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仍处在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的生存权利是由政府赐予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在美国体制中，权力存在于人民身上，由人民赋权给自己的政府，再由政府在严格的界限内行使权力，这在理论上至少是这样的。这种共和国政府的观念－－即自由代议制的共和国政府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的：一是民主，一是立宪制。这两条基本原则不时会发生冲突。民主意指要征得被统治人民的同意，人民通过多数派原则来管理政府；立宪制则指对权力，甚至包括对民主权力的界定。换言之，多数派有决定权，但不到多数派可以压迫少数派的程度。不受限制的民主可能是混乱无序的，损害少数人利益的；而没有民主的宪法制国家也可能是专制跋扈的，或者是腐败的。一部宪法包括将权力分给各个机构，并规定权力使用界限的原则。因此，在民主制的国家中，多数派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同时需要一部宪法来限制多数派潜在的对权力的滥用。一个法治之下的民众政府一旦成立，我们就有了共和国形式的政治，或称之为立宪制的民主国家。
近年来，政治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些评估公众政策的效果和影响的方法，这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复杂的任务。在一个更为基本的水平上，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或框架供政治学家分析和解释一个政府的体制，其中许多模式已经应用于美国的政治中了。最简单不过的是建立在公众参与或公众裁定基础上的民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民拥有权力，可以指导他们的政府。这种模式，往往就是在公共学校里教授给学生们的那种模式，也很可能就是年轻人日后面临错综复杂的现实而倍感理想破灭的原因所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是精英权贵的模式，它认为一帮为数不多的精英权贵控制着工业、政府的军事和民用部门、专业行业、贸易和劳工组织，是他们支配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这些精英权贵的成员可能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但他们从整体上组成一个团体，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该团体做出决策，甚至决定美国生活中最细小的许多方面。
绝大多数政治学家倾向于接受“最能勾勒美国立宪制民主内部结构的模式是‘多元化’模式”这一说法。在这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多样化，它归诸于一个政治的集团理论。根据这种“集团理论”模式，美国社会是由势力强大并组织起来的集团支配着的，而政府基本上成了他们当中的掮客，或是裁判，有时它自己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每一个利益集团为自己集团的利益而工作，政府则从中协调，促进各集团妥协，让最有势力的集团得到它渴望得到的最大利益，从而只受到最低限度的指责。人民可以通过介入这些利益集团得到权力，这就使得观察家们强调利益集团的公众性，然而一些评论家视利益集团为精英垄断政治的渠道。诚然，把美国政府看成为一个整体力量，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美国政府各机构是一些相互间缺乏协调，有时甚至工作目标截然不同的强大利益集团。比如说，公共卫生局(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提倡少抽烟，可农业部(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却要给烟草种植园主发放政府补贴，还花钱拓展海外的烟草销路。
许多研究政治集团理论方面的作者都认为，政治上的集团理论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可取的。他们认为这种政体下的政治是“现实的”，因为它是基于各集团自身利益的，而不是出于“道德”或“理想化”的考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试图将政治建立在原则之上，只会导致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加剧，社会结构的分化瓦解。他们坚持认为，各集团自身利益的相互妥协为社会发展的最佳的指南，正如同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理论时所指出的，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导经济的发展。“集团理论”反映了大多数人对现状的满意心态，这种现状注重物质占有，趋同性，对政治漠不关心。“集团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是件坏事，至少它可以维持目前的这种体制，因为，假如公众充分利用他们的政治潜力参与政治，他们就会对社会的多样化和公民自由怀有敌意(然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尚不明确)。尽管批评家看不起作为集团理论政治实质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平庸无奇，有趋同性，物质利益至上，“集团理论”家们还是发现了该理论的优点，它至少可以使千百万人民稳定、繁荣。实际上许多人认为，一种社会政治体制能提供的也就是千百万人的稳定和繁荣。
与坚持美国政治应趋于按“集团理论”模式运行的人争论不是件易事。但是，政治体制有时确实超越模式运转。许多政府的决策不完全是为了满足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实例包括：禁止核试验条约；20世纪60年代民权和投票权利法；还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不过，总的来说，“集团理论”模式似乎较准确地描述了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行情况。
那些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一般也不否认这种模式相当精确地描述了政治现状，但他们不认为这种模式是可取的。首先，他们指出，这一模式过分强调集团组织的作用。在多元化政治体制下，只有组织起来的集团才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多元政治，它不把没有组织起来的集团考虑在内，除非他们与组织起来的集团拥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人们可以说，没有组织起来的集团也可以组织起来，不过，批评家坚持认为，通常，现实环境使得没有组织起来的组织组织起来是困难的，假如这不是不可能的话。“集团理论”另一不足之处是，在考虑集团理论模式运作过程时，往往忽视公民个人。而从理论上说，民主社会中公民才是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公民个人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不大可能引起注意，除非他们能成功地组织起来。因此，政治的集团理论已经在民主体制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实质上是未经检验的变化。它把政治的焦点从个人转向集团。公允地说，一个拥有2．5亿人口的社会几乎没有机会把基本重点放在无组织的个人身上。不过，这一事实足以引起对整个人口规模的关注。另外，集团理论提供的只是公,众利益的初级概念，它仅将公众利益限定在各个竞争集团力量之间谅解和妥协所形成的利益上。这样一来，与个人一样，广大公众的利益也未被考虑在内。
批评家们进一步指责说，集团理论的价值观公然宣扬少数派掌权，而且只注重权力，不考虑伦理道德。他们说，公众太愚蠢，不懂得有效地管理国家，或者说，让有实力的集团为各自利益相互竞争才是最“现实”的道德伦理观，未免太愤世嫉俗了。其实，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样做等于是公开否定《独立宣言》中的许多原则。政府不再是保护人民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变成维护某些强大集团与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竞争或合作的权利。抛弃了政治平等，而公然接受政治不平等。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政府变成了统治者凭借权力统治的政府。反对派由此将这种模式看作是对美国革命战争的体面颠覆。
争论主要限于学术界，但是意义却很广泛，涉及美国民主的
真谛。这个题目应该成为更多人参与公开辨论的题目。
| 焦点透视：人民的愤怒 |
1969年，当公众开始转向反对越南战争，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之时，理查德德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当选为美国总统。在尼克松执政期间，战争仍继续了几年，直到疲惫不堪为止，再无耐心的美国终于决定撤军了。尼克松任职期间还发生了水门事件丑闻，总统办公室竟然参与了偷窃和其它几种犯罪行为，其中有的目的在于颠覆民主选举。总统办公室还采取了大量企图掩盖罪行的办法。
水门事件内幕揭秘后，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辞职的总统。在此之前，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被指控犯有与水门事件无关的贪污罪，极不光彩地辞了职。按照新颁布的第25条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尼克松任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德．福特为副总统，代替已辞职的阿格纽。因此，尼克松辞职以后，杰拉德．福特成为总统，后来在他想连任下届总统的1976年竞选中，败给佐治亚州前州长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卡特是作为来自华府圈外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
1978年6月6日，加利福尼亚选民投票通过《第十三条议案》，将财产税削减一半，在全国掀起了减税运动。整个80年代中，其它州，比如密苏里州，效仿加州的作法，限制税收。俄勒冈州迟至1991年通过了一项大减税政策。实施这些政策的结果，使公共服务水平大为降低，随着学费的巨额增长，高等教育开支急剧萎缩，公共基础设施的日益衰退，如：桥梁、公路、排水管道等，给大众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1980年，卡特在竞选连任中输给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on)。里根是加利福尼亚州前任州长，他上任后，将减税纳入国家政策。1984年，里根作为反对政府的局外人进行竞选，虽然他在政府执政已达4年之久。这次选举，他大获全胜。当乔治．布什(George
Bush)于1988年和1992年竞选总统时，反政府成了为公众接受的政治语言，税收被遣责为罪恶的，没有必要的。多年来，公众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这个国家苛税过重，即使“不增加新的税种”，也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事实上，减税是有益的。这一类政治论点，以及公众舆论均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里根减税举措之前，按世界标准，美国的税收也是很低的。里根大举减税之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现下降，而那些税收更重，经济上超过美国的工业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则上升了。解除对储蓄和贷款业的控制导致了那么多的失败，以至于不得不实行对“储蓄和贷款进行紧急援助”，以防止经济混乱。代价将是无以计数的上亿美元，到那时，里根--布什执政时期的预算赤字已经是前辈总统们200年内积累的国债的3倍还多。减税风波引出的政策产生更大的需求，可同时，政府政策让人们感到已经愈来愈缺乏实施这些政策的资金了。
公众愤怒了，开始从总体上抨击执政者。“向所有在位者投反对票”已成为呼声。强劲的“限制任期”的呼声在某些司法领域获得了成功。限制任期运动在国家一级进展缓慢，仅仅因为许多国会议员在1992年宣布他们不再谋求重新当选。不过该限制任期提案在14个州的投票中，都得以通过。这充分表明选民对他们所了解的政治制度不满，并转而采取“快速修整”的解决方法，以谋求改进现状。
这些悬而未决的政治状况在1992年给女性候选人提供了特别的时机。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已在位任职的妇女也被看作是政府圈外的人，似乎与已经产生的麻烦无关。在伊利诺斯州，卡罗．摩思利．布朗思(Carol
Moseley Braun)战胜了参议员阿兰．迪克森(Alan Dixon)，成为民主党提名候选人，她指责说，迪尼森在投票赞成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一事上，有不可原谅的责任。尽管，财力不足，但她技巧娴熟地进行竞选，成为美国参议院主要政党的第一个黑人女性，最终成为第一名黑人女性参议员。在加利福尼亚，不寻常的局面出现了，有2个参议员的席位供同时竞选。2名经验丰富、干练、受尊敬的妇女脱颖而出，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共和党参议员彼特．威尔逊就任加利福尼亚州长后，空出了还剩2年任期的参议员席位，旧金山市前市长黛安尼．费恩斯坦竞选这个席位。美国众议院资深议员巴巴拉．伯克斯则竞选民主党参议员阿兰．克兰斯顿退休后将空出的职位。她们的成功当选极有历史意义：一个州的2名参议员同时是女性，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新当选的参议员布朗恩，伯克斯和费思斯坦，加上另外一名新当选的华盛顿州女参议员帕蒂．默雷，这4位参议员全都是民主党人士。她们4人连同马里兰州民主党人巴巴拉．米卡尔斯基和堪萨斯的共和党人南希．卡斯伯恩使参议院史无前例地总共拥有了6名女参议员。
公众对众议院议员由“银行支票使用”引起的争议更加愤怒。1992年年初，各大报刊不断出现众议院议员在众议院“银行”开“空头支票”的醒目标题。考虑到公众的情绪，即使公众能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也很有可能会愤怒不已。报导中提及“透支”和众议院“银行”的事，可现实中，根本就没有银行，也没有透支。议员们把他们的资金放在一起，按资金总积累开出支票。如果议员的帐户上没有足够的资金(这种情况的确时有发生)，但资金总积累足够支付他们开出的支票。他们这样做等于是在借用自己日后的薪金，或是借用其它议员的钱，这不牵涉政府资金，没有损失什么钱，也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当然，这样做会在政治上受到损伤。然而，公众大多对此误解。在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指出，政府一定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金钱，因为支付每张已兑现的支票要花费15美元，
因此，所有这些透支支票都须由政府来支付。
因为共和党控制了总统职位，民主党控制国会，共和党倾向于挑起民众对作为一个机构的国会的愤怒，希望比共和党人数多的民主党人受到伤害。基于同样原因， 共和党人还倾向于
支持反在职官员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得逞了。1992年5月，对国会的不满情绪显然对宪法第27条修正案的通过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条两个世纪以前就已提出的修正案，禁止现任国会议员在新的议员选举产生之前，增加他们自己的薪水。共和党在其它方面却没能把许多政策失误的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布什总统的正式发言人说，1992年洛杉矶暴乱应归咎于60年代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开战的方案，或者像副总统丹．奎尔暗示的那样，有些责任应该归咎于虚构的电视人物──一位未婚母亲，摩菲．布朗。这两种尝试性的解释都引得公众喷饭。
卡特，里根，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布什(尽管布什一生都在华盛顿任职)都声称自己是华府圈外人士，借助这一点，他们赢得了公众的拥戴。公众对政治，对他们一次又一次选举出来的人已经表现出厌恶，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是独立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在1992年受到选民的青睐。亿万富翁佩罗称自己是“小人物”。尽管他没有什么确的观点，可很快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有些民意测验甚至表明，公众对他的支持已超过了对布什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州长的支持。佩罗的支持者们认为，看来政治上的解决措施已宣告失败，这个国家最终应该转向由完完全全的政府以外的人来领导。
然而，其结果是佩罗就像当初突然宣布加入竞选一样，突然宣布退出1992年竞选。那种“什么都胜过政党所作的许诺”的论点似乎被放弃了。这倒是一种良性发展。纵观历史，这种情绪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常常成为灾难的直接基础。因此，佩罗重新加入竞选震惊了整个竞选运动。尽管遇到了一些小挫折，他的竞选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当然，他身后有无法计数的金钱作后盾。他最终得到了19％的选民选票，超过了本世纪所有非主要政党候选人的得票数，除了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作为进步党候选人所得的选票。无疑，佩罗不会就此作罢，我们还将听到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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