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体制的确立
政党体制和组织结构
一党制：具有封闭性和竞争性
两党制：占统治地位，具有竞争性
三党制或四党制
一党、两党、三党和四党：选择和后果
选择
后果
“新的政治”
美国政治中的政党功能
招募和遴选：政党代表大会和大选初选
预选：重新划分选区的基本原则
选举：竞选和投票
建议读物
“没有哪个自由国家不存在党派，因为党派是自由的必然产物。”
──詹姆斯．麦迪逊
“假如必须加入一个政党才能进入天堂，那我宁肯不去 天堂。”
──托马斯．杰弗逊
如同美国的橄榄球队，美国的政党实质上是一部只重取胜的机器。这一特点使得美国政党与主要注重自身完善和表达某一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观点的许多欧洲政党截然不同；这一特点也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党制度的许多侧面，包括对政党组织、选举活动和制定决策的影响。政党也是为了实现和维持各党派主宰者们的权力的机构，这一目标也在影响着政党体制的许多方面。通常，美国政党的这两大目的──取胜和维护权力还会恰好重合，但是它们确有差异；当它们发生矛盾时，其中一个会给另一个让步。候选人和各党派为了取胜，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们也可以选择忠于原则或忠于朋友，或宁愿失败。
与美国多数政治机构一样，现在的政党体制也是经历了考验和挫折而发展起来的。制宪者和宪法的早期支持者一直希望不要建立政党，或“派系”，因为他们一直对这种观念没什么好感。他们认为，新生的国家需要的是达成共识，党派是分裂的因素。因此，《宪法》本身根本未提到政党，政府各部门也应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自行管理。然而，政党不可避免的出现，对这些宪法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使它不总是对政党的政治平稳地调整自己。
在第一届全国大选中，选举团一致赞成选举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为总统，他是一位颇具感召力的领袖，德高望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非议。他被誉为“正直人中最伟大者和伟大者中最优秀者”，连任两届总统，然后宣布退职，为今后总统职位的稳定、顺利交接树立了良好的开端──其它许多国家并不太欣赏这种职位更替的先例。华盛顿任总统期间，他不太情愿干涉最初各党派的发展情况。当时形成的两党，一派是聚集在贵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留下的联邦党人；另一派是反联邦党人或称为民主－共和党人，他们则依靠多才多艺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领导。在许多方面，这两派政党代表着现今存在的同一集团的利益，在几乎所有新成立各州中他们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也没有多大差别。联邦党由各地贵族精英组成，一般比他们的对立者年纪较长，更保守，他们反对扩大公众参与政治的范围，相信他们享有“生来就有”的参与管理的权利。联邦党人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在另一方面，民主－共和党人则凭借提出更加民主的建议，以及反对生产和制造业阶层财富的日益增长，吸引了广大公众的支持。他们准备好在各地进行激进改革。他们甚至还怀疑他们所理解的宪法以及宪法保守的用途。
1796年，联邦党人赢得总统职位；但到1800年，民主－共和党势力强大，选举杰弗逊入主白宫，联邦党人的势力开始削弱。他们退至北方各州，再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获得控制权；又过了10年，他们几乎消失殆尽。出于惊恐和不满，一些新英格兰联邦党人曾试图宣布退出联盟，但已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共和党很快就扫除了联盟初次遇到的这次危机。
民主－共和党统治了美国25年，但即使在这期间，党内团结也已出现了分裂。1824年，该党分裂为针锋相对两大派系；1828年，组建了以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为首的民主党；以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为首的民族共和党(1832年，曾出现过一派称为反梅森党的第三党，也算是诸多第三党的第一次露面；这些日后逐渐出现的第三党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一般就某个单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未免有些狭窄)。1836年，民族共和党与一些情绪不满的杰克逊党人共同组建了辉格党。辉格党一直到1856年仍是美国第二大党，该党以稍微谦虚的方式采纳了联邦党人的许多保守观点。但辉格党一直缺少一名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且日益激化的奴隶制问题最终造成党派分裂。对于奴隶制问题，民主党人也产生了分歧。当南方一翼控制了政党时，他们最终转而反对他们的领袖杰弗逊的遗训，并吸收了大多数辉格党人。有关奴隶制问题引起的骚乱缔造了共和党，该党主要由北方持不满情绪的民主党员、废奴运动者、小型“自由土壤”党人和辉格派进步人士组成。1856年，共和党提名了自己党派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1860年，共和党员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这使民主党地位开始动摇。这次失败是民主党自身地位受到伤害的多次失败中的第一次。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分界线就此形成了。在下一个世纪乃至今后的时期里，共和党和民主党将主宰美国的政治生活。
美国内战给这两大政党留下了印记，也为20世纪的政治生活提出了许多难题。民主党对蓄奴者传统的继承与杰弗逊和杰克逊的自由理想相抵触(尽管这两个人的言论和行动蕴含了这种矛盾的种子)。最终，民主党呈现出分裂的特征，一派代表原来的南方邦联保守各州的利益，另一派则代表了更加自由、更加城市化的北方。共和党也发生了分裂。由于他们挽救了联盟，解放了奴隶，共和党一时成了自由的化身，这与共和党在19世纪晚期推祟以大托拉斯形式加强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的做法极不相称。城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这两大政党中均未得到体现，他们的苦难最终导致了人民党运动。1896年，人民党试图接管民主党的举措基本成功。但由于他们提名的候选人是华而不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布赖思后来三次竞选总统都未成功。在布赖恩第一次竞选失败后，人民党就衰败下去，民主派也黯然失色；保守派和南方党人又重新把持了民主党。共和党继续支持他们的商业伙伴；甚至连当时备受推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破坏托拉斯”政策也不是人民党，更算不上是自由派的政策了(罗斯福一味主张实行大规模垄断，或托拉斯，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得以健康发展)。1896年的总统选举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派积极参与竞选的最终结束。此后，投票的选民人数显着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联盟的政治福运横扫整个美国内战，随后而来的民主党内的动乱使共和党从1856年到1932年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全国政治生活，其中只有短暂的民主党复出阶段。此后，共和党对付“大萧条”过于陈腐的手段失败，导致了一次重大的跨越党派界线的力量重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更加自如地把全国性政策定位于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上吸引了大批少数民族和穷人加入到民主党。接着，共和党也固化了自己作为大商业政党的形象和坚定了朴实的个人主义捍卫者的立场，主张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复杂、事物之间相互越来越依存的世界里，共和党的政治观点似乎注定要降至少数党的地位。从1932年至1980年，共和党只控制了两届国会，1977年共和党只取得12个州长和5个州议会的职位。然而，70年代期间该党持续实行了改组措施，到1980年初见成效，共和党取得总统职位，控制了参议院，势力有所增强，获得了23个州长职位。但在1982年，民主党在众议院中赢回26个席位，并从共和党手中夺走9个州长职位。尽管1984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荣获全胜，但却输掉了两个参议员席位，在众议院也只夺回了2／3的席位。1986年，民主党重新获得参议院55个席位，但在各州议会竞选中失利，而共和党得到8个州议会。然后，共和党在最近的连续六届总统大选中第5次获得总统职位，但民主党又增加了1名州长，1名参议员，并在民主党众议员占多数的情况下，又增添3名众议员。1990年选举结果与此类似。民主党增加。1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和2名州长。1992年，民主党赢得总统职位，在参议院保持本党势力，但输掉众议院9个席位，又增获2个州长职位，而且民主党在各州和地方一级政府继续占统治地位。
过去一百二十多年来，两党的兴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两党基本纲领存在着差别，选民依赖自己的理解来投票。然而，两党观点的差异对党内外的生活来说似乎无关紧要，人们只是呼吁对政党进行彻底整顿，以便反映左派和右派的意见。由于一直未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第三党也使得两党之间存在着不明显的差异的特点更加突出了。自从内战结束后，只有5次总统选举受到第三大党相当规模的挑战。在1892年人民党获得8．5％的选票；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党(也称布尔．穆斯党Bull
Moose)在1912年大选中获得27．5％的选票；1924年，罗伯特．拉．福莱特的进步党(Robert La Follette)获得16．5％的选票。最近一段时期内，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美国独立党于1968年获得13．5％的选票，1992年罗斯．佩罗获得19％的选票。
尽管他们──以及其中一些不太成功的同僚们──常常能在各地政党生活中谋得一官半职，但这些政党都没有形成长期存在的全国性组织。在全国一级的政府部门，要衡量他们的实力如何，最好看他们对一个或两大政党产生影响的程度，而不是看他们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位。共同参与选举，使自己的政纲原则被接受就是胜利，但也是失败，因为这意味着第三大政党的消亡。第三大政党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无声无息地消亡，要么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内战以来，一直未有一家第三政党能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两大主要政党长期抗衡，或者推翻其中一个政党。
对于这两大主要政党来说，缺乏第三党的竞争，也意味着一个政党面临的唯一真正的选举威胁只会来自另一政党。能构成真正威胁的独立候选人，例如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对于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或许挺难对付，但总的来说，并不影响两大政党。1992年令人捉摸不定的佩罗参加竞选，这是不代表任何政党的独立参选。其第三政党反倒推出各自完整的选举人马，但都未能参与最终竞选辩论，充其量也只是曝了曝光，他们只获得不到1％的选票。因此，两大政党完全可以不必清楚地界定相互间的差异，他们常常精诚合作，提出各自的政策，他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包装和宣传方式上的差异。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党纲领，两大政党又无法在他们支持的、哪怕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政策上保持一致，因此，简而言之，各政党均缺乏一种“政党责任感”，而这正是许多极受拥戴的欧洲政党所具有的。美国政党体制和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已趋向于阻碍政党发展成为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与绝大多数欧洲政党不同，主要的美国政党在全国和各州一级的组织中权力比较分散，党派内的核心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多少控制力。全国代表大会只推选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其它国家一级的政府部门要职──比如国会议员席位──则由各州和地方政党组织提出候选人。因此，总统与国会中总统所在党派成员之间也会存在很大分歧。一些观察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四党局面”，除了两个主要政党以外，在各主要政党里还存在着国会政党和总统政党。国家一级的政党官员无权控制在该党内身居要职的人物，他们很少能否决对这些人的提名，而且，尽管他们手中有一些资金可以支付费用，但绝大多数竞选基金都是由党派各级组织或由候选人自己筹集起来的。所以，每一位身居党内要职的人，基本上不受全国政党纪律的约束。作为更清楚地界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先决条件，政党责任制将要求束缚这种松乱的政党结构。
1980年，共和党的纲领十分明确，他们选择了强硬的保守派罗纳德．里根，拟定了极为保守的施政纲领以反映里根的观点，并挫败了温和派的势力。1984年里根再次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保守趋势。但是里根紧接着采取的政策，除了有些仍遵循其保守的原则外，其它政策已偏离了其纲领──最令人吃惊的是，他还在与苏联签订的军备控制合约上签了字，此举被右冀共和党人谴责为“出卖、背叛”。1988年，几乎所有的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的竞争者也纷纷表示自己将继续执行里根的政策；他们当中有极端保守派，声称自己骨子里有“真正”保守的观点；其中也不乏讲究实用的人物，他们也坚持要实行真正的里根政府的诸项政策。
1980年民主党竞选失败，它同时面临着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就像共和党曾经做过的那样，重组民主党。他们制定了新的选举代表的规定，力求避免提那些软弱无号召力的候选人的名。然而，1984年，他们又取消了这些变革。但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革是缔造了一个“超级代表的集团”，以代表本党身居要职的官员以及其它政党内部领导职务的人。民主党一直试图重现1992年大选中所取得的胜利，日后可能会出现更多其它的变革。
1988年3月，几乎南方所有各州在“星期二”同时举行了初选，意在让候选人初试锋芒以便让温和的保守派能接受他们，但似乎未能奏效。民主党的总得票在北部进步派代表迈克尔．杜卡基思(Michael
Dukakis)、黑人人民党代表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和南部温和派代表阿尔伯特．戈尔(A1bert Gore)三人之间平分秋色；而共和党一边，副总统布什在南部大获全胜，保守派的挑战者败北而去。评论家们称这种初选做法为“多余的星期二”。然而1992年这种基本选举结构再现──帮助了中间帕克林顿州长和总统布什共同寻找参加政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这些松散的政党结构反映了广大公众参与美国政党活动的基本风格。尽管每位选民会将自己与两党中的一党联系在一起，但绝大多数选民都不是政党的正式党员。这些“自称自己是某党党员”的选民可能会一直投某个政党的赞成票；或在两大党之间分散他们的选票，尽管他们可能会更多地投其中一党的赞成票。选民们还组成一个推选出来的班子，大约占全体选民的20％，这部分选民不厌其烦地参加各政党的核心小组或在初选时去各投票站投票，需要他们在初选中投票时，他们自愿注册登记，成为某一政党的支持者。这些初选选民的行为通常会影响其它人的政治观点。由党派活跃分子组成规模更小的团体，只占成人选民中的5％至10％，他们是正式党员，为某届竞选出力或他们自己竞选某个职位。政党领导阶层由党内身居要职和政府部分在职者，再加上几个势力强大的私人朋友和财力支持者等一小批人组成。各党领导人和支持者的成分，州与州之间各不相同，具体要看各州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情况而定。
美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州曾经由单一的政党统治着，党内没有竞争体制。尽管不能合法地排挤反对派，但一些势力强大的人还是能够凭借自己的权力排斥反对派。例如，胡伊．朗思(Huey
Long)在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曾在路易斯安那州以强硬手段控制了民主党，并借此控制了该州。反对朗恩的人很少被允许，或能够在党内或政府内担任任何重要职务。再比如，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所在的阿拉巴马州和理查德德德．达利(Richard Daley)手中的芝加哥市(一些墨西哥政治学家曾观察到，看芝加哥1992年的竞选运动无异是在“看一部机器在运转！”)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个人和群体全凭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人物的亲疏关系来决定他们是否是圈内人──或是局外人，是否能被留在党内，还是完全被逐出党外。这种政党体制在美国极为罕见，这是因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有一条基本准则，就是绝不压制竞争，绝不打击反对派──至少不公开地这么做──部分原因当然，这也是因为美国政治的正规模式就是竞争，政治的一致性会与这种模式格格不入。单独势力人物统治的一党制反映了当时许多州获得独立以后，服从一个有领袖魅力的人领导的局面。
尽管这样由占统治地位的人物领导的一党制在美国相对比较罕见，许多美国州和城市地区在历史上和传统上，几乎一直是由一个政党管理的，另一政党形同虚设，目的是万一这个政党把持白宫时，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赞助。而且这个政党也许会或也许不会竞选政府职位。在这方面，存在单一政党的保护伞，除非允许真正的竞争存在，它就像封闭的一党制。
初选通常是这类党内竞争的有利手段，在一些地区，只有一二个人在初选中竞争，而更通常的做法是，几个候选人一同竞选，胜利者获得的只是微弱多数票。尤其是南部，这种竞争形式已上升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一种“决胜的选举”。在这种竞选中，名列前茅的2至3名候选人要在另一轮初选中再次竞选，最终决定出谁是最受欢迎的。这样可以消除初选结果中公众到底更偏爱哪位候选人尚模糊不清的缺陷。获胜者，由于只需面对最后大选中一小股反对派(如果有的话)，因此一般会稳操胜券。在这种体制下，平均来说，少数党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到20％。1984年整个体制受到抨击，未取得太大成功，总统竞选人杰西．杰克逊认为这种选举制度对非白人候选人极为不利。
许多州和地方基本上是一党制的政府，因而在全国性政党中出现了许多奇闻怪事。某个政党的正式党员如果想获得竞选胜利，就不得不打起另外一派政党的旗号；在这里，赢得竞选胜利的目的早已超过了维护本党原则的目的。希望在全国一级政府取得职位的人可以加入地方少数派，就像戴维．杜克(David Duke)在布什执政时期，由路易斯安那州执政的民主党加入到共和党里。否则，他或她的选择就要受命于地方体制。
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有两个十分活跃，互相竞争的政党。但是，许多州几乎都已接近一党制了，因为总有其中一个政党占统治地位，在竞选中能获得60％至80％的选票。因此，许多政治学家把一党制和两党之中一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归在一起，将美国这类政党体制归为缺乏竞争机制的政党制。
第二种类型的两党制则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两大政党势均力敌，输赢胜数大约在40％至60％之间。没有哪一派政党能自信必胜或确认必输，而且各党党员不必仅仅全力投入当地竞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各党的意识形态一般较为分明，各州内的利益集团会自然形成协作组织。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州，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州，由于这些州内城市和乡村势力并存，工业和农业利益并存，而且人口多样化程度高，因此，这些州很可能自然地发展成为这类体制。因为要想将这种多样化的社会塑造成一种单一模式的社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这种体制存在得不多，但大多数人都愿意生活在有着两党竞争体制的州里。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朝着这种竞争性政党体制发展的趋势愈来愈显着，在90年代初继续呈上升劲头。
三党制或四党制是罕见的；纽约州是罕见中的一例，在该州还存在着自由党和保守党，作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补充。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支持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但他们常常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并选举这些人。通常，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由于两大当候选人的观点太相近，并可能分散某一个选民团体的选票，这时第三党的候选人才得以获得所有反对派的选票，以多数票取胜。
第三党的候选人有时也会打破两个大党竞争对手之间的势力均衡。例如，自由党候选人可以拉走原本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自由派选票，在最终选票发生分散时，选举共和党人当选(1980年就曾出现过这种势力失衡，当时参议员雅各布布布．詹维茨JacobJavits在共和党初选失败后，作为自由党人参加竞选)。1968年，尼克松的对手们的联合得票超过了尼克松的得票，由于当时全国选举中尚没有“决胜选举”，无法得到超过半数的选票，尼克松仍然赢得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这种问题还可能再次发生。1976年，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1980年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参与的总统竞选令人既充满希望，同时也产生恐惧，认为他们会大大影响公众选票的分配，从而最终影响选举团的投票。尽管他们失败了，但最近出现在总统选举中的第三股力量导致一些分析家认为，当今的两大主要政党已不再令人满意。应以某种方式重组。
1984年和1988年没有出现强大的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然而，近年来，公众越来越关注明显的经济萧条，再加上一系列的丑闻和危机，使选民越来越不满意目前的政治现状，包括对政党的不满。1992年，这种不满情绪全部转向支持一位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H．Ross Perot)，他公开蔑视政党，并宣称决无意创立一个新政党。但令佩罗的支持者极为失望的是，竞选开始后的几个月，这位自己站出来参选的候选人突然宣布退出竞选，到了10月份，他又宣布重新参加竞选，此举也完全出于他个人意愿，并无意开始创立新党。
这种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主要特点的两党制(以及两党制的其它形式)无疑是历史发展、自然倾向以及恰巧如此的综合产物；但是，不能否认也存在着有目的的选择和有目的的手段来限制第三党派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两大主要政党是联合对外的。
各种宪法和诸项法令的规定使现存政党的羽冀盖过了新成立的各党。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要数“一人当选选区制”。无论宪法是否要求，在几乎所有联邦和州选举制中都普遍实行这一制度，这是那些规定中卓越的一个。“一人当选选区制”规定从严格挑选的选区中选出议会(或法院)的成员，每个选区只能选一名候选人。因此每个选区只能有一位当选者和一个政党而无论该党有多大规模。如果该党党员散居在几个选区，那它就有可能失去所有的机会，除非该党能集中起足够的力量去赢得各选区的多数票。另一种制度，“多人当选比例代表制”。美国城市多选用这种制度。许多欧洲多党制国家都偏爱这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每个党在议会所得席位的比例，大体接近于它得到选票的百分比。比例代表制允许少数党获得一些选票，得到认可，可以参与政府工作。在美国，凡使用这种制度的选区，曾有保守派、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共产党党员获胜当选。90年代初，又有人主张重新实行“多人当选比例代表制”，意在取消那些为争得选举胜利而不公正地划分出来的选区，充分体现美国各阶层选民的意志。
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在选举时面临许多其它的障碍──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在选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一个新党一般必须得到上一次选举中投票选民一定百分比的署名，表示他们支持这一政党，有资格被正式列在选票上。如果这个百分比足够使第三党得到列入选票的资格，这个州往往会改变这个百分比，并附加许多条件。例如，在犹他州，就曾规定第三党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10个县的提名才能被列上选票。自从1950年，只有那些曾选出过一位总统的政党才自然而然地被列人哥伦比亚特区的选票上。因此，即使在一个州，新党能在选票上列入自己的候选人，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功。1968年，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所有50个州被列入选票，1976年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在35个州获提名，1980年，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在全部50个州获得提名，这些成绩都应归功于第三党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一贯支持。由于第三党的努力，许多州都进行了变革。正是这些变革，使得罗斯．佩罗和安德．马罗(Andre
Marrou自由党候选人)较容易地在1992年大选中在所有50个州均被列入选票。当然，金钱也许起了一定作用。参加竞选的注册登记费用之高可能使一些努力奋斗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望而却步。而1974年通过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案使第三党和独立候选人筹资参加竞选的任务更加复杂化，因为该法案限制个人资助，并对公众竞选基金确定了一些资格限制标准(请参阅本章结束部分的讨论)。
一旦投票开始，新党往往会发现，在许多州，任何有关投票进行情况的抱怨一定是指向大党的代表们──合法的选举监督人。另外，选举团实行的一个州接着一个州投票的“胜者得全票”的体制，就像其它选举中实行的“一人当选选区制”一样，是反对第三党竞选总统的。在全国范围内，少数党的选票在选举团中占不了几票。1968年，乔治．华莱士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次大选之后不久，他的美国独立党就衰落下去。同样地，1980年安德森和1992年佩罗也都没能赢得任何州的选票，也没有在选举团中得到一票。
美国政治学家和政客们所持的普遍观点是，这种两党制中极端分裂、软弱无力的政党体制对这个国家是有利的。一位作家把主要政党描述为我们都可以站在其下的“庞大，华而不实，貌似友好的保护伞”。这种假设前提是，我们这个国家复杂多样的组成部分需要这种政党体制。美国是个大国，人口组成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种族、宗教、肤色、语言和文化。美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无所不有，从亿万富翁到无家可归者，从工业巨头到街头小店主，从“体面职业者”到长期失业者应有尽有。美国广大的地理区域也由于历史的隔断和不同问题而相互区别。如果所有这些不同分支都要由政党体现出来，那美国本身也许就会无可救药地四分五裂，整个联邦政府也会陷入瘫痪状态。相反，如果有两大主要政党撑起保护伞来抵挡这暴风骤雨般的灾难，情况就会不一样。他们跨越各个派系、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以及种族和民族团体的利益，由此，他们才成为了政治的中心。的确，能够产生如此广泛吸引力的大量协商，是由于各政党的动机首先是获得竞选成功，其次是维护现行体制能继续发展下去。不过，这也是建立联盟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行两党制的维护者还指出：争取得到多数的愿望也能起到扩大民主的效果。可以通过扩大选举权，使政治家藉此得到年青人、妇女、文盲、穷人和其它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的支持。因此，选举权使这些集团以其它形式参与政治，并可以得到政治家和政府机构的关注。最后，两党制的拥护者还认为，两党制在美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本身就说明了这种体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很清楚，美国政党今天的这种状况，是因为美国人民愿意他们这样。几个世纪以来，政党的发展顺应了不同时代的需要；如果他们不让人满意，人民早就另图它谋了。相反，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更为意识形态化的政党所提供的其它选择，在过去130多年来，美国人几乎将他们所有的选票和赞助都给了两个主要政党，这说明任何变革都是多余的。
美国政党体制的批评家则不以为然。首先，他们认为，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联盟的存在已不再是一个必须讨论的论题了。毕竟，内战已经结束了，联盟也维系下来了。没有人真心地期望如内战一样的又一次冲突来分裂联盟，所以，既然已不可能发生危机，为什么还要继续维持这种空洞、盲目的寡头政治体制呢?批评家还指出，选举权的扩大与政党的实际运作无关。被排斥的团体本身也可以借助一些坚信民主原则的忠实支持者，为黑人、妇女、年青人和哥伦比亚特区努力赢得选票。
对两党制延续至今最有力的观点，也是最传统助观点，同样受到了抨击。批评家认为，党派的存在或许适应早期历史发展的需要，但在19世纪的体制框架内已不能包容来自20世纪末的巨大压力。如今的政党不能提出明确的模式并采取行动，从而限制了现行的政治体制应付当前的美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问题像以往一样激起大众对政治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政党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而不是在个人特性和纲领上明确地表述他们的显着不同的程度上至今仍不明朗。一些观察家认为，1980年、1984年和1988年的竞选中，这种角色扮演又重现了。因两党各自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不同，1992年竞选形势十分明朗。但由于佩罗加入竞选，而竞选的焦点又落在唯一的问题──赤字问题上，局势就复杂化了。
最后一个反对目前两党制的观点是把现存体制与美国政治丑陋的阴暗面联系起来：许多政治家表现得缺乏原则性；一些蓄意蛊惑人心的人为了争取选票，利用选民的恐惧和偏见；无法解决种族主义和贫穷这两大孪生子的令人生畏的问题；选举团的多数成员冷漠无情，不成熟，两党娴熟地串通一气，彼此宽容其在政府和经济中变幻无常的垄断，因为两党均可从中获利。各党派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一心一意维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竭力组建一个能取胜的联盟，它压倒一切，压过“到底为什么取胜”这个问题。
批评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要为发展更大范围的政党，要为将现行两党改革成有责任心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如果各党派更加重视原则，更加清楚地阐述本党的纲领，执行实施原则纲领所必需的组织纪律，各党才能接近实现美国社会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自从1964年(戈德华特这二年。被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政党动荡不安以来，已经说明了政党的失败和广大公众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更直接的体制的愿望。1992年大选使这种愿望更加明朗化。
阶段性的改革或持不同政见的候选人一直未能将对现行政策及制定过程的不满引向他们的最终目标。多数人都遭到无可置疑的失败。这些失败，再加上水门事件和其它丑闻，都进一步证实了选举团的许多人对政治的冷言冷语。
1968年充满暴力的竞选活动和水门事件引起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在竞选筹资方面。尽管这些改革的效果尚不清楚，但政党的责任性没有增加。例如，本来以扩大挑选候选人为目的的初选，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政府管理，使政党更能顺应人民的意志。但初选结果却是喜忧参半。在1976年和1980年，圈外人士卡特和里根分别赢得提名。1984年，初选制度认可了总统的选择。作为一个圈内人士，总统再次参加竞选。竞争对手是民主党的一位圈内人士。另外，一位圈内人，副总统在1988年的初选中被提名，而且他在1992年又一次作为圈内人士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初选制度为单一利益集团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且，由于初选，媒介将公众的注意力直接引向某些问题或某些候选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因此，这类改革偏离了政党纪律和责任。
改革派一直希望，团体作用及政党老板的消失(这些已被初选和由精心挑选出来的乐于献身的、并能代表民众的政党代表组成的各党代表大会所取代)，将使政党成为完全民主的政治机构。然而，改革年代也产生了自己的麻烦，这就要求进行更多的变革，或反复实行现行的改革。两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都致力于从头开始，重新修改本党基本原则。两党都密切关注重建党内团结和纪律的需要，同时保留或突出本党更具代表性的特点。这些改革最戏剧化的结果或许就是1984年妇女地位的提高，包括民主党的一位女性获得副总统提名。然而，1988年和1992年，在这两部分最主要的选票上均没有女性或少数民族的候选人。
这些持续不断的改革未能改变自建国以来政党所具备的任何政治功能。首先，政党在权力之争中充当掮客，使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合作，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服务于各党派的需要。作为得到支持的交换，利益集团获得接近执政党党员的机会。竞选和执政中，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中，党活跃分子承担起了政党的第二种功能──维护政治文化，向广大公众提供概括性地介绍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的“示意图”。我们可能注意到，政党纲领在发挥这种功能方面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如果有的话。对党的忠诚倒是有助于完成此项功能。对一党或另外一党的忠诚，虽然正在减弱，但在许多家庭，乃至全国的许多地区仍十分强烈，并有代代相传的趋势。尽管一个人或许由于他或她成人后的经历改变自己童年时代对某个政党的忠诚信仰，但家庭和朋友们的早期政治经历──综合起来称为“政治社会化” ──帮助我们判断这个人对于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和原因，没有人能完全摆脱他或她童年生活的影响。党派最直接、最具戏剧性的功能是吸收新党员，进行筛选，选出这个国家的下任政治领袖。这一过程围绕着政党参与管理的最后一个功能进行──实施政党广泛的政策，使国家朝着政党设立的目标发展──尽管这些目标可能模糊不清。
公众主要是通过选举参与政治，选举出担任大约50万个政府职位的官员。其中一些官职较低的──一般是枯燥无味、待遇差，又没什么实权的职位──由政党严格地挑选候选人，并说服他们担当这些职务。各党派都尽可能地保持一些政府职位在自己手中，以便维持对本党和整个政治体制的控制。竞选那些众所觊觎的职位则不需要政党来充当招募代理人。但那些想竞选这些职位的人通常会转向某政党，以便寻求竞选资助，因此，一般就由政党挑选这些候选人。各党派竞选委员会遍访可能成为候选人的代表，判断应该资助谁去竞选。他们会选择那些实力雄厚、已享有声誉的竞争者，例如，1988年，民主党就支持5位州长、2位副州长、3位州府要员，外加5位众议院议员竞选参议员。共和党近年来在招募本党候选人方面大大超过民主党，这就保证了共和党竞选能够取胜。
作为独立候选人，不要任何政党的组织支持和资助而在竞选中获胜的，是罕见的和困难的。即使像罗斯．佩罗这样财力殷实的独立候选人也发现，竞争对手如果声称自己属于某个政党，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占优势。因此，公众大都会从政党提议的候选人中挑选国家领袖。
候选人既可以由初选，也可以由党代会产生。当然，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则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参加党代会的多数代表是经初选产生的；其余的代表则由所在州和地方政党，通常在党的各级会议上产生。初选范围一直在扩大，部分原因是要提高广大公众的参与程度，部分原因是要吸引媒介的注意力──同时也吸引一些企业──关注举行初选的州。各州进行初选的时间和特点各不相同。新罕布什尔州一直是第一个举行初选的州，加利福尼亚州往往是最后举行初选的州(爱荷华州的政党地区会议似乎抢在新罕布什尔州前面第一个举行初选，但在1992年，他们的初选并不突出)。有些州的初选范围囊括了所有的政府职位；有的则只是选出联邦政府职位的范围内。有些初选要求候选人做自我声明；有一些则依据各州官员列出的名单画勾。有些初选只允许预先注册的党员参加，有一些则允许所有选民参加。
尽管初选越来越具代表性，也越来越得到公众的拥护，但从本质上讲，初选和党代表大会还是由少数人代替多数人选出候选人。参加初选的选民往往是选举团中那些更加积极、地位较高的选民代表。党代表会或党的预备会议允许规模更小一些的团体提名候选人。被选出参加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或许已保证要投特定候选人的票，也许并未保证这么做──当竞选难分难解时，则需要采取各种能说服选民的策略，例如1976年在里根和福特之间出现的情况。1980年随着反对在职总统卡特的竞选运动一直艰难地进行到最后一刻，民主党代表大会经历了也许是所有竞选中最为紧张的一次会外活动。
有些类型的候选人是有优势的。愿意再次竞选的在职者，正好利用他／她已拥有的赞助以及公众对他/她的熟悉，几乎都会被再次提名为候选人。多数情况下，任职者不会遭到反对，即使遭到反对，他/她也可以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予以反击。在职者90％以上会获得连任(1990年，有96％的在位议员又被选进国会)，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变化。水门事件丑闻使许多在职者做出决定，不竞选连任(那是多年来国会新当选议员人数最多的一次)。90年代初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使更多的代表决定放弃连任──当然，实际上只有大约10％的人放弃。重新划分选举区带来的问题，道德观念的变化(又称“弹性监督”)和选举团中普遍存在的反在职者的情绪，都导致了许多谋求连任的候选人的失败──比如，1993年新成立的国会中新当选议员就占110名，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随着选民拒绝接受现状，少数派和妇女代表也在众参两院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
政党的势力──每个政党在联邦和各州立法机构中拥有多少席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区域边界的划分来决定的。美国全国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记录下各州人口的变化，依此决定给哪些州增加代表席位，给哪些州减少代表席位；也依此决定在那些人口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州是否需要重新划定州际边界。州政府负责这项工作，并行之有效地为联邦政府确立权力框架。划分党派势力范围时，就会进行旷日持久，而且往往是唇枪舌剑的谈判。在州长和立法机构都属于一个政党的州里，区域规划要相对容易些。在其它情况下，这项工作的效果就取决于各党派的技巧和才智了。即使在以数字信息为基础的当今时代来临之前，那些了解本党的支持者身在何方的精明的政客也能够划定界限，以保证在一个仅以对党的忠诚来界定的区域里选举出该党的全部或多数代表来。这样可以通过划定界线，把“党外”支持者集中在几个地区。这种划分方法被称为“不公正划分选区”，是两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叫杰里(Gerry)的马萨诸塞州议员画出的一个形状怪异的地区图，据说很像火炬。今天，这项工作更加复杂，一般由计算机来操作。“区域划分”也受到投票权利法案诸项规定的影响，要求对某些州内的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选民予以特别的考虑，因为这些群体的利益由来已久地得不到体现。而且，各党派也会要求法院修改一些规划。1992年，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就得到了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的许可，实施州立法地区的共和党的规划。无论结果如何，重新划分选区对那些选区发生变化的议员来说是有损失的。例如，在弗吉尼亚州北部，6名共和党员一下子被划进三个选区，其中两位不得不在其它选区买下住宅。又比如，蒙大拿州的两个选区合并了，迫使一位在职民主党员和一位在职共和党人互相竞争，争夺唯一一人任职席位。
1990年，州选举是这样地至关重要，原因是选举之后州内党派实力将决定重新划分的选区，也将决定联邦一级各党派势力的大小。美国人口正移向传统上属于共和党的南部和西部，但共和党却输掉了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两个州，只能在其它几个关键的州里取得局部胜利，这就极有可能造成民主党在下一次人口普查之前继续控制国会的局面，尽管90年代以来公众怀有强烈反对现职官员的情绪，这种情绪或许可以改变一下那种传统的模式。1992年大选给全国主要政党以及地方政治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将由克林顿－戈尔政府执政的早期成就来决定──也许还没取得成就。
在过去25年中，美国政治竞选运动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为竞选所付出的代价了。在林肯的第一任选举时，政党花费了10万美元，其中1／4用在总统竞选上。1952年──这是最后一次主要的，几乎没有电视介入的大选──两大政党耗费了1．4亿美元，其中1150万美元用于总统竞选；到了1972年，倾注在竞选上的资金高达4亿美元。
1974年，随着联邦竞选法的实施，开始转向由公众筹资竞选，同时对筹资加以限制，从而改变了总统竞选时的大量耗资状况。国会竞选又成了耗资大户。1992年花在大选上的总费用超过3．8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了25％。另外，几个独立候选人动用个人竞选基金超过100万美元(1992年，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竞争者就动用个人竞选基金高达400万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法院使这种现象成为可能。因为，它认为，限制候选人为自己竞选投资是违宪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没有遇到什么强劲对手或甚至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的候选人也筹集大量款项。他们并不开销，而是保留下来供个人使用，而联邦法律对此并未加以禁止。
这种戏剧性挥霍的逐步升级要归咎于林肯时代以来的几种变化。通货膨胀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是其中的原因。另外，美国人口已增长为原来的7倍，而且大部分人有了选举权。为得到这一为数众多的新选民，竞选技巧也发生了变化。直接寄送信件得花费数万美元。为了进行政治宣传，购买电视节目时间段的开销就更多了。1968年，仅此一项就占大约所有支出的1／4。诸如1986年共和党人曾利用电视节目自动播出，以争取选票(花费达1000万美元)的竞选高招，代价惊人。随着个人计算机逐渐代替了各竞选班子里的打字机，一种新式软件专业正在兴起──为竞选和其它政治程序而设计。
另外，使用复杂、昂贵的民意测验也是竞选费用增长的一个因素。另外，还产生了同样难以捉摸、开销很大的政治管理家。这种专业管理人，基本上不在乎意识形态而只是被雇佣(但不会忽视客户的成功几率有多大)。他们已经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费用的增长并不只限于联邦选举。市长和州长竞选的费用也高达1000万美元以上。
1974年改革立法，出台了联邦选举竞选法案，旨在限制对竞选的资助和开销，要求公开资助情况，建立联邦选举公共基金(许多州也已通过了这类法案)。这些目标只实现了一个，而且还是部分实现。国会拒绝为国会候选人设立公共竞选基金。1987年至1988年，共和党曾极力阻挠、破坏设立公共基金的新举措。1976年，最高法院否决了对国会选举开销以及对任何候选人动用个人基金的限制规定。最高法院没有改动接受公共基金的总统候选人禁止动用个人资金的规定，也没有改动对资助的限制(限个人可以投资赞助1000美元给任何一位候选人；任何政治行动委员会只能赞助5000美元，或简称PAC)。然而独立于候选人的委员会的资金支出，非盈利宣传团体的支出以及各州和各地党派的支出(对外称为“建党”活动经费或非联邦选举资金)不受限制。
结果是，无法有效地控制竞选耗资。因此，1988年，尽管联邦政府为总统竞选筹资，布什和杜卡基思的筹资人仍为每位候选人各增加了2500万美元。1988年，仅国会选举一项就花费近5亿美元。1992年大选的初步统计数字也表明，在各级选举中的开销有增无减。
尽管如此，联邦选举委员会还是制定了繁琐的规定，要求对每一份报告进行登记，并规定了款项收支的标准。一位学者这么描述这一规定，说它“对政治所做的一切，如同联邦税务署对税收所做的一切”；就是说，该规定也以行政机构规章制度的形式出现，需要有专长的专业人员的帮助。
联邦选举委员会增加了对赞助和款项开支的披露；让各利益集团和每位选民更好地了解每位候选人得到多少赞助，从何处得到赞助，对选民评价候选人，保持整个选举过程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是重要的。但是，在选举期间，通常无法公布这些情况。最近削减预算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联邦选举委员会不得不削减它们提供信息资料的业务。不过，及时披露收支情况，保证基金来源的“透明度”，对于制约那些成为众矢之的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上述情况，再加上其它原因，一些评论家认为控制竞选开支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公布全部资金来源也就足够了。
不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它都导致另外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因素决定那些渴望获选的人当选呢?他们决定如何投票?一旦当选，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金钱到底起多大作用?一些最为尖刻的评论家似乎认为，金钱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1992年杰里．布朗(Jerry
Brown)的竞选拒绝了所有任何超过100美元的捐款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一些人似乎热衷于试图防止那些企图“操纵”选民或议员的集团或个人在竞选上消耗巨资。而这些人的观点经常会转变，反而站到另一政治派别一边去了。自由组合和表达意见确实也棘手。选举分析以及法案实施都表明，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例如，在最近几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在资金耗费上略占优势，但民主党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赢家比输家花费的代价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有时甚至相差上百万美元。
这些难以意料的情况是在提醒我们，投票选举是极为复杂的，就如同议员或行政官员做出决定一样。这些决定是由一个复杂立体的网络做出来的，有时也是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对党的忠诚的结果。家庭、阶级和民族文化特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包括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的作用也比较重要。年龄和性别影响选民的决定，具体问题也影响具体某个人的决定。甚至连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城市、市郊还是乡村──都会有一定影响。动荡事件──战争、大萧条、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有时可以改变整个一代人的选举模式。当然不能说，只要有钱就能开口发言；谁拥有的金钱最多，谁就最有发言权。
在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局面下，政党一直是一个关键的政治机构，帮助公众理解政治(是否这种政治思想保持一致就能被称作意识形态)，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激发兴趣和行动。美国政治中政党的衰败或消亡将是一个真正的彻底改革。政党运作得正常与否是目前激烈争论的焦点。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说“政党已经解体了”，那么，我们评价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政治进程时，恐怕也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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