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国家。
──本杰明．富兰克林
那里没有自由，那里就危机四伏。
──托马斯．潘恩
从前面的章节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制度存在着许多长处，但同样明显地存在着许多缺陷。有些缺陷可以通过对政府的结构和机制加以改进得到解决，而其它的一些缺陷则需要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思维和态度才能克服。另外还有一些则不是政治制度本身所能消除的。
任何一种具体改革的效果如何，都难以预料，更难以决定。早期改革所带来的变化连支持它们的许多人现在也认识到，其结果与他们当时寻求改进的情形至少是一样糟。例如，捐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候选人，现在看来比以前政治上的“捐款大户”
──那些控制筹措资金的富有捐助人还具有危险性。国会中的民主改革极大地分散了权力，其结果不是多了民主，而是多了混乱：国会中的少数派挫败多数派的愿望变得更为容易。总统预选，原本意在摆脱政治巨头的操纵，将权力交还给人民；但现在总统预选使整个竞选活动变得漫长而又支离破碎。这也许甚至影响到了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一些有希望问鼎白宫的人根本不愿意受这种苦难的煎熬。
当人们认为政府的工作方式不令人满意时，“非倾向性结果法则”阻碍不了人们采取一些“快速应急措施”。例如、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就强烈地主张用宪法修正案的方法来规定政府的预算平衡政策，许多国会议员也有类似的主张。所幸的是，他们都未能得逞。在低税收、服务要求多、且又反对增税的条件下，起草宪法修正案当然比平衡预算容易多了。诚然，美国各州一般都必须在预算平衡的条件下运作，但相对而言，它们面对的问题比联邦政府要简单而且涉及的面也窄多了。事实上，未曾有哪一个总统把其预算做得近乎平衡，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对平衡预算修正案的支持看上去更像是出于政治机会主义，而不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同样地，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支持单独条款否决权。当然，每个总统都希望有权在不否决整个法案的情况下，将其部分条款否决掉。这样做将极大地提高总统的权力。然而，国会是否会支持通过这样一个宪法修正案是值得怀疑的。其实国会不支持也无关紧要。表面上听起来是总统能把“油水”从提案中删去并削减政府的开支，实际上，总统的这种权力使得国会几乎无法在总统反对的情况下仍迫使其接受国会通过的任何举措。那些主要关心公民生活质量而不管其工资收入多少的自由派人士们很可能会担心：当极其保守的总统执政时，就绝不可能有医疗保健、教育、减少贫困、增强公民自由及公民权利以及安全条例等计划。同样，那些主要关注美国的权势、地位和稳定的强硬保守派们也会忧心忡忡：如果总统对军事力量持敌视态度，或者过分致力于公民自由问题，那么单项条款否决权将无法使国家保持足够的国防力量，或者维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
真实的情况是，政府想要采纳并实施新创的、进步的计划极为困难。这只有在总统和国会密切配合的情况下方能做到。设置限制、削减资金或者放慢速度则要容易得多。‘停滞不前、阻止新项目出台或者阻止扩大现存的项目更容易。从这个消极的意义上说，总统目前的权力很强大。否决权从定义上讲是一种消极的权力。单项条款否决权会更进一步加强总统的这种消极权力。它无益于促进政府朝积极的方向努力。当然，总统有行使否决的权力是很重要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总统从来就不缺乏这方面的权力。
不管这个体制怎样不完善，就其现在存在的情况而言，它反映了一定的平衡关系。即使是现在，这种平衡已经在朝行政有利的一边倾斜。单项条款否决权将会使权力更加朝行政一边倾斜，从而打破整个权力平衡。任何对条款否决权的考虑都应当顾及所有的相关因素，而不应仅仅局限于考虑预算中可能出现的“油水”问题。
1992年的总统竞选清楚地表明，公众对政治如往常一样感到不满。一位总统被压倒多数的选票选了下来。当然，选举的结果因第三个候选人的介入而不够明朗化，获胜者也未能取得过半数的多数。然而，克林顿总统获得的43％的公民投票比亚伯拉罕．林肯1860年获得的39％，和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获得的41％要高一些；与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和理查德德德．尼克松在1968年取得的选票数大体相同。这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职总统的得票率是如此惊人的低。布什总统38％的得票率比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的1932年，赫伯特．胡佛惨败时的得票率还低近2％。此外，毫无经验可言的“非政客人士”罗斯．佩罗获得19％的选票，这是本世纪内非主要政党候选人中得票最高的票数(不包括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作为进步党候选人试图重新夺回总统宝座时得到的票数)。
布什总统在1988年与迈克尔．杜卡基思(Michael Dukakis)竞选时所采取的有效的反面攻击竞选方法在1992年未能奏效。一方面，比尔．克林顿是个机敏而讲实效的竞选者，他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共和党过去曾进行非同寻常的专业化的、极具打击力的竞选活动，而此次却协调不善。他们的竞选基调开始于共和党党代会。在这次大会上，温和派共和党感觉到他们被宗教右翼势力及他们认为是政治极端分子的人撇在一边。在看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及玛里琳．奎尔(Marilyn Quayle)所做的基调性发言后，公众中许多人同意共和党温和派的看法。布什总统个人的努力则显得极为缺乏理智，他称他的对手为“蠢货”。更为让人吃惊的是，他暗示比尔．克林顿可能是苏联间谍，因为作为学生，克氏曾去过莫斯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结束这种攻击式的竞选活动。这方面的呼声在总统辩论中变得愈加明确，总统辩论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涵盖面最广、最具价值的活动。同样，在这次竞选活动中，新闻媒介也发挥了比以前更有效的作用，以批评的眼光对待所有的候选人。他们分析竞选人的演讲及宣传，指出不准确之处及表述不当之处。加之，候选人本人也经常在公众面前露面，并且充分利用访谈节目及其它
”免费媒体” 的机会频繁出现，以此直接与选民接触。
如果说1992年的选举清楚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公众要求改变。只要经济条件看上去可以接受，人们就积极支持共和党，尽管许多观察家们认为，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政府的政策明显偏向富人。然而，12年之后，公众察看里根－布什政策的结果，开始更认真地对待上述观察家所提出的观点。另外，尽管布什总统争辩，经济正在变好(随着选举的进行，经济界的报导支持这一观点)，但他仍被认为在管理经济方面手段软弱。1992年，对于促动白宫变革的人──比尔．克林顿和罗斯．佩罗──时机已经成熟。克林顿和佩罗相加所获得的选票数多于美国历史上在竞选中获压倒多数胜利的总统们，如1972年获胜的理查德德德．M．尼克松，1964年获胜的林登．B．约翰逊，及1936年获胜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次竞选中反映出的另一种公众情绪是，他们对反政府的自由党的支持在这些年中悄然上升，而且现在自由党人士在所有50个州的选票上经常出现。
前副总统奎尔在竞选认输发言中很礼貌地说，如果克林顿总统治理国家能够像搞竞选活动一样成功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然而，新政府面临着艰巨的重任。公众显得很乐观，但正如我们上面已讨论过的，总统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我们不应期望过高。任何总统是否能在短暂的任期内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进步，还很成问题。任何变化，既需要总统的积极行动，又需要国会和公众的支持。总统具有的强大的否决权不会有多大帮助。
对于那些担心出现大政府的人来说，危险仍然存在。维护自由不只是表现在言辞上。克林顿政府看上去是真诚地致力于自由和社会公正事业的，但是最高法院再也不像沃伦法院时期那样致力于维护个人自由。在里根－布什的年代里，公众的注意力偏离了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的敏感性，同时也不关心改革。现在联邦司法部门表现出强烈的中央集权趋势──这股势力之强，使得寻求正义的人们现在常常转向州法院，认为那儿更为友善。新政府的司法任命很可能设法使法院移回到既不偏左又不偏右的中间位置，但这不可能很快完成。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现代工业国家里，人们越来越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而对这些力量，人们又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控制的办法。人口增长的压力、技术导向型社会所产生的种种结果、日益更新和日趋先进的技术对人们隐私的侵犯、公众的冷淡情绪以及政治上的无知和信息上的误导，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使人们对未来产生疑虑。也许克林顿政府会注意到这些问题。也许现在有可能把国家从战时需要转变为建设这样的一个社会，即接受技术进步，但仅运用技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保护个人自由的社会。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所有人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是要使我们的立宪民主制渡过这些难关，是要使我们的立宪民主制继续发展以迎接自由的新挑战。这一切都能做到，其唯一的代价就是承诺：对知识的承诺和对知识应用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