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初纽约市下东区的贫民窟街景
要为我们消除贫民窟，要为贫民窟将我们消灭，二者必居其一。
雅各布布布．A．里斯(1849－1914)出生于丹麦，二十一岁移居美国。几年后，他成为纽约市一家报社记者，报导腐败、丑闻以及纽约下东区贫民生活。他于1890年出版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促使官方通过立法对经济公寓进行改革。
《与贫民窟的斗争》是《另一半人怎样生活》的姊妹篇，发表于1902年。里斯作为社会评论家，与其同行首次意识到罪恶的贫困周期对家庭、社区、教育及就业机会的全面影响。他把读者吸引在自己身边，向政治官僚开战，为社会进步而战。他相信，文字具有揭露政治腐败及社会罪恶的威力，这是专门报道丑事的新闻界进步人士的共同特征。
下面文章节选自里斯的《与贫民窟的斗争》。
贫民窟的历史与文明一样古老。文明意味着一个种族向前发展。在一个种族里，通常有一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跟上其它人的步伐，或是被同伴们挤出行进的队伍。这些人掉队了，当远远地被抛在队伍后头时，他们便失去希望，失去抱负，最终放弃一切。打这开始，假如他们孤立无援，他们便成为外部环境的牺牲品，环境则成为他们的主宰，恶劣的主宰。这些人相互拽着往下沈，愈陷愈深。上一代人的恶劣环境又传给下一代人。于是，由于人数为多，贫民窟便自然形成。与贫民窟的斗争始 于文明与之作对之时。在良知与恐惧和自我利益共同对敌之前，文明打的是一场只输不赢的战争。当普通常识与基本原则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时，贫民窟才会消失。这两者并不总是相提并论的，但此处他们显然可划归一类。在理论上，公正对待个人被视为我们合众国的唯一安全保障。在处理贫民窟问题上，若能如此实践，贫民窟将很快消失。我们不必等待一个太平盛世，一千年后才去动手消除贫民窟，而是现在就可动手行动。所需要做的就是不能让贫民窟自生自灭。这样对贫民窟，对我们自己才有公正可言，因为令人揪心的是，贫民窟的症结所在就是其本身无力自救。当一个人溺水时，所要做的就是先将他从水中拉出，以后要谈论此事有的是时间。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却本末倒置。聪明人自行其乐，对痛苦不堪者，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位“最不适者”却生存下来，用他的话说，去探究“带有社会性的原因”是有危险的。这种论调，看似科学，实为荒谬，它使洗耳恭听的一代人为之付出昂贵的代价。“带有社会性的原因”使政治流氓及其它种种恶棍有机可乘，他们从绝望堕落的贫民窟中大捞一把，也使悲观论者找到了防空洞，与这帮人作斗争时，成为废物。悲观论者使我们付出代价，而且还未付完。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沈没的危险。
贫民窟问题是历代的慢性病。可十九世纪目睹的各种巨大变化，新工业及政治自由使这一疾病恶性发作，并直接威胁到政治自由本身。我们当中太多人以为，我们合众国是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之上，所以这足以证明我们没有那些侵扰以往国家的问题。但事实上，这里有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曾庄严宣布过，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可宣布后，我们却闭上眼睛，期待着这一方案自行生效。这就好像一个患感冒的人将医生的药方带上床，然后指望它会发生疗效。宣言本身并没有错，可只是一再重 覆宣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宣言颁布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睁眼看到的是：城市中的劳动妇女一天工钱只有六十美分，生产一打短裤才得四十美分，贫民墓地夺走城里十分之一的人，每年有十分之一的人死于战乱，这恰恰是贫民窟里婴儿的死亡率。我们的国家已经繁荣富强，源源不断地通过我们港口的是足够几百万欧洲人享用的食物。然而，在穷街陋巷里，一堆堆目不识丁、缺吃少穿的人挤在一块。外国压迫者已被赶跑，国内黑人的铁镣已被打开，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白人兄弟正在发出痛苦的吶喊，吶喊声带有明显的威胁性。我们赢得了政治自由，但贫困交加的问题并未解决，正在嘲弄我们，欧洲落魄者的加入又扩大了这一贫困化。一天六十美分的“自由”，我们的各个市政府很快都打上了这种印记，最终成了我们政治制度的丑闻和危险……
不错，我们工作缓慢。但尽管进展缓慢，这场战役非打不可，而且要打到底，因为要么我们消除贫民窟，要么贫民窟将我们消灭，二者必居其一。对此不可有任何怀疑。这一问题不容回避，回避意味着投降，投降意味着民治政府的结束。
假如有人以为这是小题大作，那么不妨想想看：民治政府是基于智慧与公众精神之上的，它有赖于人民有能力管理自己，而贫民窟代表的是愚昧、匮乏、丑陋、愤怒之时的暴乱。这些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铁石心肠、麻木不仁、自私自利、贪得无厌。人的本性不过如此。不管我们是否拥有兄弟情谊，我们本是兄弟同胞。假如不给纽约下东区桑树街的人以兄弟情谊，我们要想在第五大道繁荣区找到善良公民的美德则是徒劳的。一方面，城里的贫民窟自由发展，无人过问；另一方面，城边码头仍然是一派繁忙景象，城里的仓库也愈添愈满──财富与匮乏就是如此结伴相行──但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却熄灭了。
早在建国之初，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就已经看到，城市是他们规划中的危险之地。这里潜伏着民主政府消亡的危机。建国之初，在美国，二十五人中只有一人生活在城市，而现在三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城市。除了商人的自私，如今又添上贫民窟的威胁。假如对贫民窟不闻不问，那么试问：贫民窟将我们消灭之日会远吗?
换句话说，当你需要人们以自由者身份给你选票时，你就不能让他们像猪一般生活，因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你不能夺走一个小孩的童年，夺走他的家园，夺走他的玩乐，夺走他那无忧无苦的自由，而同时又指望他长大成人时具备男性选民的成熟。儿童是我们的未来。今天我们怎么塑造他们，明天他们也将怎么对付我们。因此，贫民窟没有任何安全可言。最危险的事、最危险的行为莫过于对家庭的打击，因为公民责任源 于家庭，而不是源于任何其它地方。贫民窟是家庭的仇敌。由于贫民窟的存在，我们国土上的主要城市早被称为“无家可归的城市”，当这个国家被真正称为“无家可归的国家时”，国将不国。
有鉴于此，我认为，在与贫民窟的斗争中，我们要么战胜，要么灭亡，没有中间路可走。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我们不会像祖辈那样去维持现状。但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二年、十年、二十年都不够。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假如，在我们的时代，能防止现在忘却兄弟情谊的人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遭受惩罚，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上帝的意旨是让他的子孙有所收获，如同人们对待兄弟一样。上帝要让我们用辛勤的泪水来领会概括于十诫中的教诲，只有这教诲才能使大地迎来未来的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