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实 践 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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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徒的不安
拉尔夫．B．波特
《心灵的习性》一书的作者们费时不多就吸引住了一个社会伦理学教授的兴趣。书的前言一开始就提出我从事的学科的一个典型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可是作者笔下的进度却是迟缓的，他们这样表明:"我们的调查，看来可以纳入关于个性与社会关系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的范围。"《心灵的习性》，原文第VII页)。对于我这个专业的同行们来说，有人为了了解有关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情况而谈到这样古老的问题，确是一件大事。书评家注意了这本书，许多非专业人士居然阅读和讨论这本书，真是动人的新闻!
结构上的考虑
《心灵的习性》一书有两个中心。关于我们道德论述不足的分析，来回于个人标准和社会标准之间。适当的道德语言必须首先使个人能根据含义的巨大构架作出选择。其次，在社会标准方面，它必须对如何安排我们主要社会组织机构的不同看法充当裁定媒介。这里，我们姑且先研究一下未能实现适当的道德语言的这些职能的影响是有益的。
在个人标准方面，布赖恩．帕尔默最能代表作者们分析的道德上的欠妥。他们声称"当布赖恩叙述他如何选择生活目标时，他不断提到。‘价值’和‘优先目的’，但这两个概念却未得以在更高的目的或信仰的框架中论证。"(《心灵的习性》，原文第6页)布赖恩"缺乏一种语言，以说明规定他一生的真正义务的是什么，因而那些义务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心灵的习性》，原文第8页)。这样，他的道德反思不能向他提供全面一致的实际指导。他生活的各个部分不适合于一个稳定而和谐的模式，这种模式植根于对事物的存在及其意指的沉思鉴识。
没有"道德上一致的生活"的观点，就不可能有自我的稳定感。没有这种稳定的自我，我们就不能建立并保持同别人的合作和义务。如果不具有协作和履行义务的能力，我们就丧失许多建立关系的道路和许多显然值得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道德语言的贫乏使我们，作为个人，失去了研讨我们自身生活将如何形成所需的手段。
在社会标准方面，我们贫乏的道德语言使我们易受国家内部纷争和暴政的打击。作者们说明了令人关切的理由:
既然道德观念被视为仅仅是主观选择的结果，那么除了压制和操纵而外，就没有任何其它可资区分优劣的手段了。…‥人们担心的是，当所涉利益不一致因而也几乎无从裁夺的时侯，利益集团政治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压制或欺诈。(《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03页)
《心灵的习性》的讨论来回于这两个中心点之间:从受到漫无目标的孤立威胁的个人(这种孤立产生于未能将优先选择植根于更广的涵义之中)，到道德裁决机制崩溃，受害于专横制订硬性加予的优先选择的社会。
但是《心灵的习性》的基本结构不仅是两重 ，事实上，是四重。为了弥补危及自我和社会的贫乏，有四种因素应该结合起来作为对我们情况的统一的理解，还必须有一种令人满意的道德语言可供我们谈论我们生存的这四大范畴。在讨论美国宗教的局限性时，作者们提到我们"无法获得一种真正能够在自我、社会、自然世界和终极现实之间充作媒介的语言"(《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37页)，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四重模式。在这一段里，我们觉察到了塔尔科特．帕森斯毕生工作的微弱的共鸣，以及，我认为，《心灵的习性》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思想原则。为了展望并获得"道德上一致的生活"，我们必须能运用一种语言来正确指导自我与自然常规，社会以及终极现实之间的关系。
理论和实际问题
这个提法可能令人觉得很简单，但它却引致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完整一致地证明世界、包括所有四大范畴的问题，以及处理因许多对立的道德语言的共同存在而出现的混乱的实际问题。
首先，让我们谈谈用一种单一的令人满意的道德语言将所有四个范畴联合成一体的理论问题。作者们具体说明，我们需要"一种真正能够斡旋于自我、社会、自然界和终极现实之间的语言。"这句话只需略加改动，便可使这些任务纳入帕森斯论述任何社会制度功能的先决条件的体系之中：适应、达标、一体化、潜在模式维护(帕森斯，1951年)。第一，令人满意的道德语言要能够通过"经济学"和"生态学"原理将我们同自然常规联系起来。第二，它要能就如何建立并维持稳定的自我意识提出心理学的说明。第三，它必须产生一种政治哲学，引导我们重建一个公正而持久的社会。第四，它要能表达有关生活目的的共同意识，和我们人类生存的条件。此外，让我们再增加一点(以后将是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假定有这样一种辩护模式的各个因素组合起来，成为一个管理和约束的控制系统。"较高层次的"各个因素，即生活目标的理想远景和对社会正确秩序的思考，提供详细说明特定人格模式的样板和范例，以及适应自然环境现实的适当手段。这种逻辑就在圣经教义的和共和主义的传统所具有的优先权的背后。
与作者们不同，我不愿意把特权地位让给圣经教义和共和主义传统，理由是它们能起到它们的竞争者起不到的作用。依我看，四种主要取向方位──功利型个人主义、表现型个人主义、共和主义传统和圣经教义传统──每一种都必须被看成是实现所有四大范畴的一种努力。每一种努力都能用来将自我与社会、自然常规和终极现实联系起来。
作者们在对功利型和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指控中，使用了"大"、"小"两个词，是很突出的。虽然治疗学家和经理的天地可能"小"，但却装备良好:"经理和心理治疗医生文化不用传统道德的伦理语系说话，而是自立门户，建立了一整套包容个性理想、美好生活的形象以及实现它的方法的新的生活规范体系。"(《心灵的习性》，原文第47页)。准确地说，还需要什么?一个较大的整体究竟应该有多大?阅读一条富有哲理的脚注，解释为什么与一个小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讲不及作为一个大的世界的一部分之为好，这样是有益的。所有四种观点都用于指引我们在宇宙中的方向。问题在于是否有人做得比别人好些。进一步讨论这项工作做得"好些"的意义，我们将会受益。
其次，让我们考虑建立一种广泛共有的"第一语言"的实际问题，俾便以它为工具来讨论关乎我们全体的共同生活的各个方面。依我看，美国没有可利用的"第一语言"。作者们让我们对根本问题的讨论，只能按照从现有的四种语言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来进行，这些语言是由接受号称功利型个人主义、表现型个人主义、共和主义美德或圣经教义传统为特点的生活方式之一的人们采用和重订的语言。
这些道德语言铭刻在某些具体地区小群人们珍爱的生活方式中，它们决心保卫按照他们的见解生活的可能性。每种语言都从一个现有的群体获得生命力。意识的各种形式，感受和交流思想的能力都是由生活的形式决定性地形成的，而生活形式又是由四种主要方位的职业、教育、收入和社会阶级集团所产生和维持的。因此，这四种现有的语言提供了组织和表达我们对世界的反应的构架，使我们能够同与我们有类似观点的人交流思想并建立各种形式的团结。
与此同时，它们也使我们与语言不同的人疏远了。一种生活方式围绕着帕森斯关于任何社会制度的四个功能性前提的每一个前提而具体化了，这样一来就产生一种具有特色的语言。经济个人主义为了经济生产和物质福利，围绕掌握自然规律的必要性而具体化了。表现型个人主义是优先关心人的品格的文化促成的。共和主义的价值是出于对社会主要机构正确组成的整体关切而界定的。圣经教义的传统保存并保护了人类意愿的一种文化模式，使我们能想象人类生命的起源、目的和命运。
四种主要型式或方位的每一种都可以理解为专门从事于所要求的四种斡旋型式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它们各自提出一种偏爱的语言，不相称的词汇、对共同生活的不完全的景象，以供选作讨论的共同模式，来决定如何解决我们一起生活的安排问题。但是它们彼此都不能公正对待那必须结合在一起的四大范畴的一个或全部:"作为工业生活的一个显着特征，各个生活部门内部原来被强调的个人品德和道德认识已经与过去发生了根本的断裂。"(《心灵的习性》，原文第45页)。在缺乏令人满意的第一语言作为裁定共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这一情况下，我们社会生活中四种现有语言的相互影响像一种得失相等的 游戏，其奖惩是促进或阻碍植根于特定社会背景中四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或另一种。
不安:对话的代价
于是这一分析就把我们带进了绝境。我们处于既不能谈论我们生活的范围，又不能不谈论我们生活的范畴这样危险境地。为了解决并安排好我们共同生活的问题，"在自我、社会、自然和终极现实之间斡旋，"我们必须讨论跟我们生活意义一样深奥、不定的问题，如，主要社会组织的公正，我们在世界上共同事业的目的，我们对后代的义务，以及我们对我们所依赖的自然规律的尊重等。我们故意回避这些问题，因为知道它们极易引起分裂。并不仅仅由于肤浅而妨碍作者们建议的那种公众对话。缄默还产生于这样的认识，即在深奥的多元论，联成一气的各种哲学上的争论和美国社会其它缺点，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社会事业机构(如政党、教会、学校等，它们并非作为启发相互作用的专门模式来顺应谈话)等条件下，将决策和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很可能会强化并加剧争论，而不是提高公众政治谈论的水平。照我看，如果真正提出这些问题，就得藉用现有四种语言中的一种或几种语言的用词和概念来进行讨论。各类读者和评论家可能会暂时接受《心灵的习性》的启发。其中许多人可能衷心地称颂它。但当他们继续辩论有关具体问题时，他们就会发现，由于必须用以表达自己最深的信念的语言之不同而仍然彼此意见分歧。
如果这些语言中有一种被用作公众讨论的工具对于本来就讲这种语言的人自然要有利得多，而其它人会发现用一种不熟悉的语言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是困难的。如果用两种或更多语言拼凑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政治世界语，我们的公众讨论便将充满混乱。现在可以利用的各种语言取决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我们在其中的地位。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辩论将会暴露一直捂盖着的深刻分歧，每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将濒于危险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如果不是在我们世界观的基础上解决问题，那末，按照我们意愿生活的前景就可能减少。
作者们意识到这些危险，却不予重视:"我们一直不敢去尝试在更具实质性的问题上求得一致，担心这会引起不可接受的激烈冲突。其实，如果我们有勇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87页)。或者，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成为北爱尔兰或黎巴嫩的可能。作为住在产业工人的意大利和爱尔兰天主教徒附近的、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教授，我不认为充分运用我的分析技巧来揭露那形成日常爱好的世界观中潜在的分歧是明智的。我可以想象，如果我生活在能使我更相信我观察事物的方法会有成效的环境里，我将更加热心于建立自我、社会、自然和终极现实四者之间的联系，作为制订更加明确一致的政策的前奏。
不过，作者们向我们郑重宣告，"尽管各执己见存在分歧，但不会破坏我们有关共同未来的辩论，只要这种辩论是民间进行的。我们力求说服而不是胁迫我们的同胞"(《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46页)。怎样使讨论保持"民间"的呢?对这个问题作出详尽解答是有益的，哪一类人，什么类型的环境，在需要紧密合作的共同事业中发现他们的生活观点根本不同却仍能"从此以后愉快地"一起生活和工作?四种不完整的语言共同存在，各植根于一种生活方式而各自充当讨论共同生活的主要用语的候选者，共同创造一种美国的道德传统，既是多面的，又是充满生气、常易转变的，既有灵活性，又有爆炸性。对于伦理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它制造了一种真正的困境。人们想要通过揭露不同方针政策的逻辑来澄清决策的某些根据，但这样做可能将强化而不是超越那些根本的差异。
没有中立、超越、高拱于一切之上的"第一语言"。作者们承认，因为分析家们是他们所分析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在说出他们的问题和解释他们的结果时，利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他们在研究团体中的成员身份，而后者又正是处于特殊传统和社会组织之中的"(《心灵的习性》，原文第302—303页)。我们大家一直都是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作者们在结论中回避了"第一语言"这个概念，特别提到他们所有的概念都"是从不同的传统得来的。"但是他们接着又说:
"在这种尖锐的分歧底下，人们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问题上，则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这是因为，美国人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同一种道德词汇，我们权且将它叫作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语言'语言，以区别于我们大多数人同时具有的另一种道德词汇，'第二语言'。"(《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0页)
我认为这是一个失误，它使我们对道德多元论的激进实质不能作出充分的评价。作者们心目中的"第一语言"只不过是四种差别很大的语言中的四种不同词汇的重复部分。严格说来，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让我们来研究一个具体的实例。
以"个人主义"为标题的那一章，开头就作出这样准确而重要的评述:"本书描述的四种传统都是个人主义的。我们有宗教的个人主义，公民的个人主义，还有功利型和表现型的个人主义"。(《心灵的习性》，原文第142页)如果有人想通过使美国人对他们行为的理性更加自觉以引起对他们生活中个人主义的意义有更大的觉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提高他们的认识:他们肯定个人主义的理由跟处境不同的人提出的理由是多么地不同。因此，作者们希望激励的过程却转向了加剧而 不是缩小差异。他们要求人们把他们的个别判断与他们看待事物的一般方法联系起来。看待事物的不同方法形成由四种不同生活方式产生的四种不同语言的基础。
谈到"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语言"是令人困惑的。这个短语把"自由评价社会科学"(对此，作者们是坚决反对的)的错误投射到更大的屏幕上，好像在公民讨论的某种水准上我们有一种高拱于一切之上的中立的语言，它不会把我们局限在具体、日常讲话的方法之内。实际上，如果我们想探讨个人主义的含义和基础或任何其它有意义的主题，我们就不得不退而依赖四种各具特色的语言，它们至少具有同等的疏远或联合的力量。
一位教授要不作更为深入的反思、不自知，不深谋远虑，是很难办到的。但我不敢说我们能够吸引读者而又不增加读者之间发生论争的风险。
处方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想认真地看看《心灵的习性》为我们道德疾病提供的处方。考虑到作者们在社会环境和信仰、行动形式之间作了重要联系，让我们来努力找出他们真正希望我们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能够询问，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模式才能使这种行动有意义?还有，为了加强这种型式的信仰和行动，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安排?
作者们提醒我们，思想和愿望的社会烙印阻止了简单地重复或回到植根于过去社会环境的方法。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种深刻的困境。现代个人主义似乎正在产生一种无论个人或社会都无法维持下去的生活方式而若回到传统的形式，亦即回到无法忍受的歧视和压迫上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较早的公民和《圣经》传统是否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并同时保持对自身最深刻的思想的忠实。"(《心灵的习性》原文第144页)(1)
可是，当人们综观《心灵的习性》的内容涉及我们的责任和机会时，就发现有关我们该做什么的说明显然前后反复，笼统含糊。我设想，其所以前后反复，笼统含糊的原因是，理解该做什么，本身就是四大主要取向方位或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功能。作者们自己的处方主要来自共和主义传统。但是其它方位对我们面临的任务则产生不同的理解，并且容易用不同含意构架中最有意义的词语来讲话。
《心灵的习性》中用来表达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术语，包括从被动的希望复活(《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71页)，到更加积极有力的努力改革(《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94页)。其间的术语有:寻求、找到、发现、恢复、倒转、重新考虑、改革、更新、再行拨用、重新陈述和培养等等。把这些术语略加分拣，人们就会要问哪些群体中可能产生特殊形式的更新?还有，人们应持什么思想才能使这种行为具有意义?以及，必须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什么社会组织才能维持这种行为?
按照圣经教义传统的一个解释，真正的复活只能来自上帝的意志，而不是我们的任何努力。我们有义务注视和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灵何日何时再次降临。可是，事后人们会看到，上帝不是选择把圣灵赐给老于世故的读者，而是给予能够坚持朴素信仰和急感需要赎罪的人。根据圣经教义传统，我们必须在单纯、贫穷和无依无靠的人中期待复活。
创造"第一语言"来帮助讨论我们的社会生活，要求有一种平衡的思想习惯，不可能是被圣灵占有、充满神圣热情的人的工作。反之，任何可能阅读《心灵的习性》的人，更不用说同我们一起讨论本书的人，他们非常可能已经丧失了朴素而单纯的信仰的能力，而且也不是在世界上引发出新的宗教活力的合适的人选。教会和教会成员可以为社会公益做很多事，并为共和主义美德的复活作出贡献。但，神学的美德和真正宗教的复活是上帝的恩赐，不可以力强求或谋取。
像再行拨用和更新这类用词似乎跟表现型个人主义伦理下的直观模式判断很相适应。热爱治疗学伦理的人会是"神入"或"感觉到"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方法或思想的好人选。"改革"有它积极的姿态。对习惯于组织计划塑造或改造事物的人，改革似乎是适当的办法。功利主义则是一种改革的学说。
共和主义传统是公民讨论、对话和培养公民美德等活动的中心。作者们声称"我们所持的观点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乃是恢复较老的圣经教义和共和主义传统的洞察力"(《心灵的习性》，原文第303页)。真正的复活既然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我们的成就，我们就该适当地集中致力于共和主义美德的复兴。作者提醒我们，"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培养公民的美德……是全体公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使命。"(《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70页)。"问题在于怎么做，由谁做，在什么社会环境中做?
严格的检查证实，共和主义传统像其它每一种取向方位一样，内部也是分歧的。"关于人的品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长期讨论"(作者们本意是想将他们的研究放在这方面的)引出了大量有关自我正确形成的著作。人们必须认定，作者们是想把这种坚定认真的商讨置于共和主义传统的标题之下。对此不应完全忽视。在《联邦党人文集》(《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54页)的讨论中就显露了它的痕迹。在那篇文字里我们读到了从"诚实、温雅和杰出"推论出来的理想品质，这些美德在圣经教义的、功利型或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理想品质范围中并没有显得突出。
这本旨在指引人们如何自我完善的文献应用了意志概念来决定选择做什么样的人。活跃和沉默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混合、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从从事政治和军事的"行动者"到自由自在地在朋友圈子里随意清淡悠闲度日的沉思而"文雅"的人士。享乐主义者倾向于沉默生活一边。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如西塞罗，过着战斗和隐退交替的生活。如果我要问《心灵的习性》的作者们希望强调共和主义传统的哪一部分，也许逼人太甚。但知道了有好处，根据对这个古怪问题的答复，我们就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寻求产生不同组合的美德，把我们社会组织的结构改造成不同的形式。
例如，作者们把民权运动说成是"圣经教义的和共和主义的主题的结合，其中包括了(但是改造了)个人主义文化"(《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49页)。实际上，人们如果把厄恩斯特．特罗尔奇对宗派主义的基督教的概念和我曾经描述的在政治或军事方面体现的共和主义传统结合起来看，能获得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把教会型基督教同共和主义比较沉默的一面混合在一起，其结果将是十九世纪英裔美国人基督徒绅士的模式。重要的是，在混合这些酒类之前，应先看一下标签上精印的小字。
共和主义传统的两个方面对作者们都有吸引力。他们时时号召我们表现出这个传统在政治活动方面的勇气和战斗精神风貌。在其它地方他们又敦促我们追求修养，一种强加的爱护和耐心美德的活动。倡导勇敢系明示我们正进入战斗状态。他们号召更新社会与公民义务并维持两者的平衡，声称，"只要我们有勇气正视它，这种更新实际上正是人们所期待的。"(《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77页)。此外，他们还提出"我们害怕求得更多实质性的一致，因为恐怕这种努力可能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冲突，"接着，他们又说，"如果我们有勇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87页)显然，作者时时号召我们参加 斗争，号召我们更加轰轰烈烈地参加社会生活，因为那里是敲定国家及其公民有效定义的舞台。同时，作者还要要求我们保持非常积极而又不偏不倚的不寻常姿态。这一姿态不会使人产生很大感情上的或政治上的影响。
但是，《心灵的习性》的主要呼声并不是战斗口号。似乎作者们可能受到诱惑，在考虑了我们在战斗中需要坚持的美德以后，就避开了为实现这一使命而设计得最好的组织形式，最适合于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在战斗中真理与质朴诚实的命运。
《心灵的习性》中具有共和主义传统的好争论的一面，也带有关于勇敢战斗的要求。但是书中也有其它强有力的方面，即它的主旨并不在于激发在战斗中经受考验的勇气而是要培养民间讨论的艺术。共和主义传统更爱好和平的一面在具有闲情逸致的人中得到了发展，这些人精通自由主义艺术并且充当了它的园丁。曾经享受过和平乐趣的人们常常利用培养二字作为比喻，这个词承认生命的活力来自其它地方，同时确认我们有准备场地、拔掉令人窒息的蔓生杂草和仔细照料嫩芽的义务。
我们如何着手平整美国土地，以便培养民间的讨论呢?如果我们要提出可以令人满意的第一语言，维护民间讨论并通过讨论来培养公民美德，我们必须建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这似乎是要求把分析转向另一方向。我们已经得到了事后的解释，陈述了看待和谈论世界的一些方法以及造成它们的社会条件。
策略
我想把这一推理颠倒一下。如果我们知道某种看待和谈论世界的方法是必要的，我们能不能指明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培养并产生这种前景和道德语言?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来促进这种生活方式的出现并有助于比较令人满意的语言的发展?
作者们敦促我们去做的最基本的艰巨工作是"提高公众政治讨论的水平"(《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87页)。其目的是使人们在关于社会性质和最终现实的基本思想的更广阔的构架中考虑自己的抉择。我们有没有制订一种反思性的仍能适应需要的社会学所必须的材料?什么类型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最可能引起这种重新考虑?我们如何提高公众辩论的水平，而不止是仅仅提高它的强度?
我完全同意作者们的主张:"任何活生生的传统，都是关于我们共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极有意义的会话和争论。"(《心灵的习性》，原文第303页)。我希望他们能更多地谈到公众讨论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通过讨论人民才能从事能够提高他们的哲学水平而不是仅仅强化哲学以抵御攻击的那种道德反思。个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才能与人讨论而不是教导人?有多少人能够从事这样一种顾名思义就看得出是对等的、交替平衡的参与活动?
围绕一个题目反复进行讨论，使一个圈子里的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一做法，已经成为以苏格拉底为榜样的那些人中主要的哲学思考方法。讨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做法，其要求不同，得自深思熟虑或直接实际行动的"后果"也不同。把人们的思想引向含义较大的构架来予以改造，这一做法要求高度个体化形式的相互作用。如果由一个人包谈一切，是办不到的。开群众大会也办不到。这需要时间。甚至需要一种建筑形式，使人民能在同一层次上相会，彼此能够听到对方的意见。我们主要社会组织的主旨大多不是鼓励《心灵的习性》所着重想象的那种讨论。
不太明显的是，讨论需要那些不热心于直接参加的人们的幕后帮助。它充其量要求一定程度的空闲作为经济个人主义实行者的经济生产力的副产品。它要求有倾听意见的技巧和听取意见的意愿。通过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影响，它们已获得人们较大的尊重。谦让和耐心是要从圣经教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的美德。
共和主义美德的著名历史人物大多只渴望与自己同类的人谈话，虽然他们曾经愿意花费许多精力滔滔不绝地向比较愚昧的人演说和教导他们。作者们如果希望复活共和主义美德，他们必须首先通过扩大讨论来改正共和主义传统。
按此方向进行，第一步可以修正《心灵的习性》的基本概念的设计，以确立作者们"尊重基于道德上可以理解的义务的差异"(《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87页)这一意图。我们需要继续用较好的办法工作，来谈论组成我们传统的四个部分。请原谅我说一句俏皮的双关话:结构形象编织得太紧了。至于以圣经教义和共和主义传统为至尊的等级制度的想法，在自由方面来说，对于经济型和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独立的生命力及其不可抹煞的历史贡献是不公正的。我认为，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方法来看待美国社会内的四大类型，类似《心灵的习性》(原文第243—246页)所引述的特罗尔奇分类列述的宗教团体类型那样。在特罗尔奇看来，教会、教派和神秘仪式型都各有其圣经教义的根据。谁也不能自称是更原始、更可信或更能令人满意。不可能有回溯到更古老更有力的传统的要求。只存在几种类型之间的持续的紧张状态，在为抑制潜伏于其下面和内部的残酷 斗争中相互矫正罢了(特罗尔奇[1911年]1931年,1013页)。
要弄清这种相互矫正的内部机制是困难的。人们摸索着寻找形象。也许像挤压气球一样。你可以这样或那样地拉长它，但当它膨胀过大时，力量就起作用，把它拉回原状。也可以比作一个悬挂的可动装置，向这边或那边转动，但总能找到新的平衡，能维持暂时平衡的新位置。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所有四种生活方式都必须得到公平对待，其中每一种都是需要的，用以平衡那些愿意摒弃它们的人所造成的损害(2)。
(徐克继译，汪培基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