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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文化: 对嗜欲及美国文化原动力的反思
罗兰．德拉特
我的论题在几个方面与《心灵的习性》展开的一些论题有关，但一点也不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时所怀有的心理习惯或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形成的行为模式。我拟在此探讨社会生活中这样一种行为模式的文化根源，这种行为模式能使其实践者在短期内恢复信心，但对实践者本人及其它人最终又是危险的自我毁灭，── 每天都有被突然中止的危险。这种文化模式── 嗜欲── 对现代个人主义及其必然产生的重大后果都很有影响。《心灵的习性》的作者们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
想着该书的书名，我几乎想将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对一种冷漠习惯的思考》。嗜欲是一种最冷漠的习惯，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参与的文化的特色之一，它的重要性十分有助于说明我们日常共同生活中这么大量存在的漫不经心和无动于衷的现象。我愿提供一点线索来帮助解释美国人对最近国家财政巨额赤字，尤其对造成如此巨额赤字的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所持的不寻常的高度容忍。考虑到导致罗讷德．里根登上总统宝座的竞选纲要及其政府重要施政方针中最重要的诺言，即削减政府开支这一点，上述容忍现象就尤为突出。
美国不惜增加财政赤字扩充军备的做法，除用文化条件予以解释外是无法理解的。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政治思想、政治决策或军事战略问题。它必然与我们藉以了解周围世界的基本的象征性形式和活动有关，与我们认识自己并定出今后行动趋向的心理习惯有关。我尤其想探讨这样一个论点:我所说的谋取文化── 我有意地采用这样既含有取得又含有出卖(灵魂等)意义的丑恶名词──被迫去谋取或酷好谋取，是嗜欲的动力之不正当的强化，而它却是三分之二以上压倒多数的人都参与的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一占优势地位的美国文化在继续滋养并奖励着嗜欲的行为和态度。我们再不能把嗜欲行为简单地斥之为逃避社会失败的庇护所，尽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多种多样的嗜好行为中寻求逃避痛苦、紧张和失败，── 或许更重要的是逃避他们的失败感。(从而他们既肯定了失败，同时也加速了他们在工作中或个人生活中失败的进程。)但是要想在美国社会显要领域里取得社会的和文化的显明成功，嗜欲也成了最有可能成功的条件和要素之一。某种嗜欲的依存── 真是五花八门无穷无尽── 是美国人普遍体会到的生存的要素，对于那些想在社会显要部门取得成功的人来说，尤其必要。嗜欲的行为和依附成了社会上有效的、在文化上得到鼓励的、谋求成功之道的一种方法── 尤其谋取特大的成功，更为如此。在专业人员、专家、经理等人材荟萃的公司文化圈子里上升到领导层的那些人所经受的紧张、孤独与感情上遭受拒绝的程度或压力，往往令人感到是非人的;而某些模式的嗜欲依附则确是成功地爬到社会上层的一个实际先决条件，尽管不仅只是社会的高阶层如此。但从低层次而言，其可能的收益明显地高于其所费代价，因此渴望援此道向上攀登的总是不乏其人。
当我将美国突出的文化特性解说为滋长嗜欲的土壤时，我脑中想到的不只是一般所说的物质的嗜欲如从咖啡、糖到酒和可卡因等东西。对于上述物品的服用和依赖形成了支持谋取文化的一系列嗜欲行为和态度的组成部分。谋取文化也就是受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所滋生的强迫性的谋取。我所说的问题的中心是指那些不以物质嗜欲为目标，而是以诸如对工作或对性的强迫性依赖，尤其是迫使挥霍和攫取的那种嗜欲行为。所有这些嗜欲表现，不论是对物质的或对行动的，以各种方式助长了谋取文化的形成。
嗜欲的关键不在于其目标之为物质或行动，而在于依赖的经历和模式。嗜欲的逻辑和动力是对可靠满足的然而又日益枯竭的源泉之愈益增强的依赖。这种不断增长的依赖来自为谋取同等程度的满足而增大剂量的需求，以及应付其它需求和满足的其它来源的日益无能。
谋取文化的核心是嗜欲谋取，并得到一整套嗜欲网络的滋养和支持，是美国生活中有力的客观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不只是一种文化主题。它提供有涵义的编织物和诠释的框架，它还提供事物的成因以及世界如何之类的意念。显而易见，在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社会中的这种文化，在军事工业联合企业方面达到了最高的表现。马克思．斯塔克豪斯(1971年)对此作过很好的分析，并称它为史前遗迹大墓地，即死亡的城市 ── 而我们似乎都从那里领取了公民证。
谋取的逻辑，作为一种文化，并不是需求的逻辑，虽然也要满足真正的需求，如提供国防上的需求。由于谋取是满足安全需求的最可靠方法，因此，谋取的逻辑应该说是嗜欲依赖谋取的逻辑。这种逻辑建立在文化上更广泛定义的"更多"需求之上──虽然"更多"绝少含有足够的意思──以及对"不足"的无法摆脱的恐惧。这些文化的压力与早已出现的"美国在做什么"的主导文化型的结构主题完全一致:它正是萨克范．伯科维奇在《美国的杰里迈亚》(1978年)一书中卓有启发地探讨过的信念，即，对一个国家立国契约的忠诚，意味着永远不要只是模仿，而应不断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也就意味着总是期求更多、做得更多、取得更多，并以它的病态形式更高地往上爬。其率直的推论是:如有可能获得，那就必需获得;"足够"总是永远"不够"的，总是要求更多地获得。这种谋取文化统治着，或"占有"着华盛顿和全国各地的军事机构和政治基地。相同的文化动力在各个占优势的社会部门中起著作用。 它说明了何以美国人能对 五角大厦的预算和联邦的赤字如此高度容忍，同时也说明为什么我们很难集体地从谋取文化的强大原动力中摆脱出来。要制止嗜欲的循环，需要个人付出高昂代价，肯定还需要整个社会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发展似乎不大可能，除非我们国家发生重大经济危机或精神革命。而遭遇这种或那种麻烦的前景，则同我们对政治和文化挑战的反应是否适当密切相关。这方面，《心灵的习性》的作者们 已经精心地为我们作了分析。
我相信，对个人嗜欲行为的研究可以说明谋取文化的动力。为了了解这种自我毁灭性的文化方式，我要从斯坦顿．皮尔(1981年;皮尔与布罗德斯基合着，1975年)对嗜欲的描述开始。他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而不是不正常的(1)。皮尔说，有嗜好的人是没有学会如何应付其周围世界，因而通过某种反复的仪式化了的活动以寻求稳定和信心的人。这种嗜欲活动通过两条途径而加强了:一是嗜欲对象获致幸福的欣慰感;二是嗜欲者完全沉溺于其所癖，其它兴趣和能力因而衰退，其人一生的境况也全面恶化。由于满意的代用品越来越少，嗜欲的重要性愈加增大，以至达到嗜欲就是一切的地步。按照皮尔的论点，当某项活动使一个人日益难以解决他的实际需要，从而使其平安幸福感越来越依赖于单一的外部支持时，该活动便成了一种嗜好。嗜好的关键不在于嗜好的事物本身，而在于所癖好的事物能帮助解除恐惧。嗜好者由于缺乏自信才乐于服从某种外界控制以解脱其责任。
劳伦斯．哈特勒也作出结论，认为嗜欲行为已侵入今日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哈特勒(1980年，第17页)论述道:"凡有下列情况的人，应被视为是有嗜好的人:此人身上有着以任何代价都难制止的，反复出现的过分需求，包括对某些物质、目的、感觉、行为、环境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相应地否认这种需求带来的对本人健康、感情、社会福利、有时甚至经济生存的毁灭性后果。真正的嗜欲总是滥用使人快活的活动来对付无法控制的内心冲突、压力、紧张和抗衡。"典型的嗜好行为总是开始时很愉快，然后增加这种 活动以求得更多的愉快，最终导致嗜好者的健康、工作、家庭以及社会关系均受损害。然而嗜好者否认对自己或他人的任何不良后果。假若迫令中止，嗜好者身心均感受被褫夺之苦。哈特勒将嗜好划为硬性和软性的两种:"硬"性的包括酒精、麻醉剂或巴比妥酸类，它们造成的有害后果是立即可见的，"软"性的嗜好有必要的吸烟、赌博、比赛、挥霍或工作，其有害后果还不那么立即可见。在哈特勒看来，嗜欲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那么地无所不在，因而"我们都对形成嗜好的现象忧心 忡忡，例如对身体超重的担忧、吸烟、酗酒、或滥肆挥霍、贪求、赌博、性行为或工作。"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由于社会上容易买到糖，文化上也鼓励对糖的需用，因而在幼年时就开始了对糖的嗜好。孩子们对于糖先是容忍──实际是"吃进腹内──乃不久就渴求超过营养需要的大量的糖，尤其在早餐的麦粥里、在软饮料和糖果里。我们最流行的软饮料，如可乐饮料，还向孩子们引荐了咖啡因，为他们嗜好咖啡和茶作好了准备。向青年人提供的信息是:随时供应可增进快感的包装食品，以解除疲劳和紧张。久而久之，无糖食品和饮料比较起来就似乎乏味了;更重要的是，甜食的愉快已不如能解除痛苦、空虚和不适应感的食品那么更为急需。待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们懂得了使用什么样的物品来排除这些和其它不快的经验。
青少年们发现了其它物品，如烟草、酒精和大麻，它们看来似能有助于社会交往、解除自卑感。下面试举一例，说明美国嗜好行为到了何等程度。仅可卡因一项的年交易量就超过一千亿美元，约为美国人民对宗教、教育、社会及文化福利事业每年自愿资助金额的两倍，大概相当于 五角大厦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一。
尽管情况如此，这些对服用物品的嗜欲行为还只不过是谋取文化的部分背景而已。下面我将谈谈消费文化的嗜欲活动本身。我们的文化还不是不折不扣的消费文化。杰克逊．利尔斯在《消费文化》一书中(福克斯与利尔斯合着，1983年)中指出，生产的状态，以其对工作、牺牲、节约和延期偿付等的高度评价，仍旧很有活力。但比起消费的状态来则是衰退的。消费状态有以下特征:定期的闲暇、必需的消费、非政治倾向，以及个人完善的德行。富裕的梦在美国人中已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它有时与自由和公正之梦有所矛盾。至少自19世纪中叶以来，大多数美国人越来越将富裕，而不是将匮乏，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其自1920年以后，他们需求并期望能持续稳定地获得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和更新的东西。
这些期望是建立在经验和承诺之上的。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有优越地位的人很容易忘记这种消费型式是多么地独特。随便举一组数字便足以说明情况。按国际公认的英国热单位BTU(1BTU=252卡─译注)来衡量，美国的热能消费，尽管在整个19世纪尚无显着增长，1900年间人均消费量为1亿零1千万BTU，至1920年便上升为1亿8千5百万BTU，大萧条时期有所衰退，l973年又迅速上升至人均消费3亿6千万BTU的高峰，──七十年内翻了三番有余。1971年，美国人均消费三亿三千万BTU时，日本是九千八百万，法国是一亿六千五百万，苏联一亿三千六百万，英国一亿六千五百万，而全世界的人均消费量只是五千八百万(2)。各种有关的企望已经编进我们生活中的字义结构和解释型式里面了。甚至对许多一向被拒绝在富裕之外的美国人也是如此。
消费文化如此强大有力，它侵入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曾经是生产单位的家庭，现在基本上已成了消费单位。我们实行的是消费政治，我们更多地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而不是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正如数年前麦克弗森在《自由主义民主的生活与时代》(1977年，第43页)一书中曾经论述的那样，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人是一个无穷尽的消费者，他的压倒一切的动力是尽量扩大社会对个人需求的满足…全民的社会不过是这样的个人组成的一个集合体。"依此类推，公民们被当作(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自己)"不过是政治消费者，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候选人和政党乃是"政治商品的供应者，而且，如罗伯特．韦斯特布鲁克(1983年)最近所说，在他们看来，投选票就像选购一种产品一样。学校变得像是培养消费意识的训练营，鼓励被动地依赖专家，由专家们主持安排全部课程，促使实行过早的和狭隘的专业化，以使学生获得某项专家身份证书的资格。家庭、政治、教育无不如此。对于我们作为消费者而参与的一切重要领域，以及由于消费文化而形成的我们的心理习惯，这里就无须一一加以考察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几乎到处存在。
进行消费，大量地进行消费，而且作为生而有之的权利，其本身并不是嗜欲行为，也不是嗜欲的意向的证据。但作为意义和力量的型式，消费文化在好几方面使嗜好之依存与意向得以产生并继续下去。因为消费文化并不是简单地培育我们期待和渴望得到更多、更新、更好的事物和境遇，它还培育一种信念，认为更多、更新是更好的和必要的，并且通过获得更多、更新或更好的东西，可以满足几乎所有的需求，解除一切忧虑。于是我们都期望通过侥幸的谋取从而赢得"稳固的地位"，即使它只不过是我们已有的东西的一个新型号。我们社会三分之二的成员中大多是癖好谋取的人，他们依靠花钱── 或很少，或大量── 来振奋自己的精神。购买本身是良好感觉的，也是某些满足的可靠来源，如果购买来的物品还能使他人高兴或给他人以深刻印象，那就带来额外的满足。
这种可靠性是嗜欲行为的专门标志。采购东西、花钱和弄来东西，在效果方面不如抽一盒香烟或喝一杯咖啡那么可靠，甚至即使买来的物品或受到的服务有时使人失望，但花费和谋取这种活动本身似乎能给许多顾客提供可预料到的愉快，诸如，由挑选自己所需商品而产生的自由抉择和控制的愉快感;由于有能力付款购买所选商品或记入自己帐内而得到的富裕和独立的快感;由于请教了专家和进行了商品比较而得到的善于判断的感觉── 或由于临时即兴购买而得到的兴奋感。
在《简单的生活》中，戴维．希很好地描绘了现代消费文化中固有的恶性循环的情况:"虽然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金钱和产品，但它们很快都被无尽的奢望和消费嗜欲所超越了。"(1985年，第222页)。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贪得无厌的问题，消费和谋取文化的机制鼓励并助长了嗜好的消费层次。与嗜好的依存现象高度适应的是信用卡的出现，它一方面促使满足增长嗜好剂量的要求，同时又推迟了对个人习惯所造成的费用的结算。信用卡确实还有与嗜好无关的其它用途，但事情会变得失控，可能已经失控了。分期付款的购买继续创造着新记录，而个人可用收入部分的储蓄近年来则引人注目地下降， 由虽然低但相当稳定的百分之五至七(5一7%)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对这方面的反应经济学家们正动脑筋考虑如何减缩消费、增加储蓄的新动因。在联邦赤字中也暴露出类似的嗜欲超前消费。
消费文化由于照顾嗜好者对体面的过分关心，从而也支持了嗜好的依存。我们都清楚，在以消费为特色的社会制度下，体面是很重要的，有嗜好的人更加注重体面。随着嗜好依存的增长，有嗜好的人更加执着于维护自己的体面，并为未能得到别人的注意而烦恼。其它显要人物也会卷入这种行为。尤其当事情不太顺利时，便运用资财和辩解，其目的一般都是希望赢得时间使有嗜好的人能够恢复过来，但往往相反却加重了原来的嗜好。这种爱体面的做法部分地属于一种努力，想补偿对这个社会现实怀有的困惑之感，即由嗜好行为而滋生的一种困惑的感情。
这种困惑感还指出嗜好依存赖以滋生的消费文化的另一特点:使世界再次神秘化。这种再次神秘化的最有力的媒体是工业社会主要人为现象的企业有限公司以及这些庞大的公、私官僚组织的成员，如企业的专业人员、专家、管理精英等。这一进程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已由艾伦．特拉顿伯格在《美国的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中作了最好的描述。他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司文化进行了跟踪探索，直到19世纪后半叶它的起源。杰克逊．利尔斯和理查德德德德．福克斯在《消费文化》(1983年，第ix一xxii页)一书中对消费文化与专业人员、专家和经理的公司文化两者之间的互依共存关系作了也许是最佳的论述，使人体会到共存关系是一种很怪的令人费解的矛盾。一方面，作为消费文化的参与者我们被鼓励去寻求个人愿望的实现和满足，置自己于世界的中心── 在这个世界里消费者是充分实现了的人的形象，是重要的、有权力的、受到人们广泛重视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认识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它给我们提供了商品和服务，它被公司文化所控制，如此 复杂，如此神秘，难以理解。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员、专家或经理，在这世界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但我们对这世界其它很多方面的经历仍使我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需仰赖他人。我们不仅感到依赖于主宰我们在各种领域经历到的神秘性的那些专家和专业人员，也依赖于那些似乎懂得并控制着生产过程和我们依靠的服务机构的经理和官僚。在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中，消费者经常地被提醒:他们本人虚弱无能。
这种依赖、无能为力和不合格的感受与消费文化的更多自我肯定的特点共同存在又相互联系，却又受到消费文化的一系列的削弱，它非常强烈地趋向培养并滋长嗜欲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一种"不全有，宁可无"的意向，摇摆于妄自尊大和自惭形秽两者之间，摇摆于近乎全能和完全无能两者之间。一种极端是野心勃勃，狂妄不揖;另一极端则是退缩不前、屈从被动。有嗜好之人一旦明白了自己不足以成事，往往更易信奉这种消费文化体系为全能。
西奥多．罗斯扎克描述了这样的人:"(他们)认定自己绝对不行，同时却相信技术统治的万能"(1972年，第427页)。这是一段关于癖好的原动力的叙述，人们深刻地感受到某些事情错了他们设想一定是自己出了错，对于这种病态和不适，或予以美化，或予以否认;坚持下去，更加努力，并信赖主宰这高度神秘世界的专家们。在这样的世界上，消费者盛行于世，但不能治理这个世界，治理权被转让给了公司集团。约翰．厄普戴克的小说《兔子富裕了》(1981年)中的主人翁哈 里．安格斯特罗姆是这个世界居民的典型的理想的体现，一个公司文化的低层工作人员，他体验到他居住的世界是神秘化了的世界，并对自己在消费文化中的适应能力同样感到紧张不安，信心不足。
嗜欲行为在谋取文化中展现的最后一项特征对世界的再次神秘化和对由公司文化控制的专业机制的被动依赖感都有关系。当嗜好依存上升到高级程度时，嗜好者日益强烈地感到其嗜欲不可遏制地在发展、别无选择、世界在紧缩，自己堕入了陷阱。由于想象不出改善的状况或改善的办法，对改过自新的能力又缺乏信心，因此嗜好者实际上采取了火上浇油的做法，加大所嗜物的剂量，从而使嗜好愈深──这在嗜好初期似乎尚不失为有效的策略。由于越来越难以应付其它需求和使用其它代替品，嗜好者日益孤立并脱离群众，最终沉湎于嗜癖而完全隔绝于世。
"消费文化哺育出嗜欲成性的这些特性，五角大厦及有关机构能否也应用于谋取文化上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文化形态的习惯在五角大厦，与在其它地方一样，也很自然地在运转着。战争政策和军备都由执行人员按照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委托人认为理所当然的那样进行处理。以下我将就此作一 概括的叙述。
第一，参与谋取文化的人们处理问题时总想通过侥幸谋取求得"稳固地位"。主要由于少数政治领袖的努力和相对的新闻自由，我们才得知军事采购实际上是遵循谋取的嗜欲，而不是根据仔细核算后的需要进行购买。赞助这种习惯做法的体系是精心建立起来的，它使每个州和大多数选举区在支持这种做法方面都有其利害关系。
第二，有谋取嗜欲的人把对外政策和军备等问题当作可靠的救护门路，向他们求助。但这种解救的可靠程度── 采取某些措施来解决已经察觉到的威胁──迥然不同于对付于已见威胁的有效可靠性。因而就有必要将剂量升级，将采购的资金升级，以防一旦采用的措施失灵。
第三，每当一项新武器系统作出比它实际能做到的更多许诺，而费用往往惊人地超出预算时，每当武器发展到又一阶段而且成功，从而导至更尖端的系统而将国防预算推到进一步超过我们的支付能力时，我们都能看到上述的升级在进行。
第四，我们在谋取文化中看到一种以国家利益和国家信用为幌子的执着追求体面的做法。
第五，我们的国家生活中也许没有任何领域像国防部门那样彻底的神秘化。很像病人在医生面前一样，领导人和当事者本人均被军事语言和军事术语的费解搞迷惑了。作为平民，我们总是被动地听从军事专家的决定。既然专家们意见不一，就只好诉诸人们最深切的恐惧或希望了。
最后，嗜欲的依存导致堕入陷阱的感觉而且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在老路上更加拼命挣扎。在她的颇有启发性的论文《美国的黄金时代》(1985年)中，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看到类似这样的心态在国家领导人中起著作用。她想 像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的幽灵观察今天美国领导人的秉性:"他们见到的，不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或家长慈爱的作风，而是一种青年人的自我宣扬与防卫性的粗野的脾性── 一种吹牛和炫耀的倾向。"接着她又把这种心态同摩尼教徒的浮夸以及嗜欲者希望给美国的黄金时代找到一种力量无穷的"稳固地位"联系起来。她的语言和我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但她描绘了一种从事宏伟的形而上学的战争的领导者类型，在这场战争中其赌注是要末完全胜利要末彻底失败。
我们也能看到一种坠入陷阱和别无他法的感觉在较小范围内起著作用。正如我们发现对香烟工业继续给予津贴要比为它的雇员另找生活出路更容易些那样，我们被军备合同钩住了，似乎无法提出重新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即使是应急的计划来满足真正迫切的需要。我们从癖好谋取者那里听熟了"明天我就不干了"的老调。他感到危险越来越大，需要改变，却总是迟迟不见行动，而乞求只再来一次。
嗜欲的谋取文化并不能充分解释五角大厦的行为或联邦的赤字，但它是一项值得仔细研究的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我 很清楚我是住在一座玻璃屋中，我并不愿意从我脆弱的门口向癖好谋取的人掷石块。但是，如果我们非常认真地成立像库尔特．冯格特曾经建议过的组织:WPA，即备战者互诫协会，参照嗜酒者互戒协会的模式和它的十二点矫正办法，倒可能是个好主意。如我对谋取文化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组织将会对创造世界和平和一个明智的社会作出有效的贡献。
我们必需注意继上个世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之后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的质量。我这里草拟的方案需要更多的扩充和发展。但是它和《心灵的习性》所提出的问题和主题颇有近似之处。该书的问世对我所描绘的着重研究有关文化发展问题的传统作出了的突出而(我期望)永久的贡献。那些文化发展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美国社会转变成一个大生产和大消费的社会的意义深长。这一转变是由《心灵的习性》刻画的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所推动和加固的。我的论点一直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三分之二的成员，也即是《心灵的习性》所针对的那部分社会，是更多地从他们跟消费过程的关系而不是从生产方面找到他们面向世界的个人意义、自身存在和前进方向的主要源泉。他们的团结一致是由于他们共同参与了这个消费的社会。
消费文化与大众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课题。消费文化并非独立于生产文化而生存;群体消费者的经济社会也并不排除美国所经历的全部社会形式。正如克 里斯托弗．拉希(1984年，第23一59页)指出的，消费文化和生产文化是系统地相互联系着的，他们的形式在当代已发展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如丹尼尔．霍罗威茨(1985年)指出的，普通人和杰出人士都在消费文化的形成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拉希、霍罗威茨和《心灵的习性》都没有分析消费文化怎样引向一个新形式的经济社会，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是被孤立的，独自生活在那培养嗜欲习惯、把个人转变到依附的群体消费者的社会中，他们具有不可餍足的欲望和渴求，却被认定为必需。我们在《心灵的习性》 里看到了它探索并提出的前景:创建一种新形式的公众社会的可能性，而这样的社会将能加强健全的个人主义。
(李家齐译，汪培基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