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主动参与
每当快要结束访谈的时候，我们当中一位研究人员总是要问社区领导人：“关于如何尽公民责任的问题，你们希望我对学生们说些什么呢？”典型的美国式回答总是：“叫他们主动参与吧！”美国是一个参与者的民族， 近期的研究证实了托克维尔一百五十年前所说的话：
“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志趣如何，美国人时时刻刻都在组织社团。那里不仅有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工商业杜团，而且还有数以千计的其它类型的团体──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宗旨一般的、目的有限的、庞大无比的和规模很小的……。几是要什么新的事业，如果在法国就是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就是权贵带头，而在美国，你一定会看到是某个社会团体。”?
在“主动参与”这一倾向中，包含着美国人所特有的关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观念。社会期望个人主动参与，期望他们自己选择加入社会团体。个人并不自动涉足那种不属于自己选择的义务的社会关系；而社会若不是成员个人自愿选择的产物，那将被看作是不正当的。大多数人都说，他们加入社会的机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是因为对其它一些人抱有好感。(3)卢如果从参与宗旨的这一假定条件出发，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社会公益呢？促使这样的个体去为公共利益牺牲自我利益、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先、同代和后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独立自由的乡镇社会
托克维尔认为，人们参与地方自愿组织的体验本身，就能激发出造福公益的责任意识。他说他在新英格兰的乡镇里看到了这一过程发生的生动例子。不错，开始引导镇民们加人地方公民组织的确是个人的自我利益。然而，地方自治的体验改造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超越个人私利的公共责任，从而转变成为“遵纪守法、和蔼礼貌、温和谦谨和有自制力的公民”。托克维尔说，新英格兰人把“自己的抱负和前途”寄托给了他的乡镇。“在他自己有限的视野范围内，他学习如何治理社会，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没有这些组织形式，自由便只能通过革命来实现。人们会体会到这些组织形式的精神，产生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权力和谐的真谛，并终于形成对于义务的性质和权利的范围的明确和切合实际的观念”。(4)那么，参加乡镇的公民组织，又是怎样具体实现由自我利益动机向公共责任感的转变的呢？对于当今的美国人来说，加入大城市的志愿性社团，是否也能实现同样的转变呢？在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以前，让我们先听一听马萨诸塞州萨福克镇的几位民间领袖的叙述──该镇是乔．戈曼的家乡，有关他的故事，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介绍过了──这座城镇的历史和托克维尔访问过的那些小城镇很相似。
1730年，马萨诸塞的中心大法院根据当地居民的请愿，颁布了一项法令，据此，萨福克作为一个自愿性的统一社会团体便开始出现了。那次请愿的公开目的，是要求建立一个分立的地方自治教会，因为邻近的教堂路程太远，不便公众前往礼拜。从一开始，萨福克镇就由一个使每个注册选民都有资格参加的公开的镇务会议进行治理。镇务会议每年照例举行一次；如有必要，全年可以随时召开。会议具有立法议会的权力，可就地方法律的修正和预算的增减进行辩论和投票。镇务会议的议事日程叫作“议事状”，具体议程项目叫作“议条” ──与地方自治教会一年一度的最高管理机构会议使用的是同样的术语。镇行政部门由选民选出的各种委员会组成，包括一个五人镇务管理委员会，一个财政委员会，以及一个教育委员会。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服务都是无报酬的。所有这些政治机构与托克维尔研究过的都很相似(5)。现在，唯一不同于托克维尔时代的只是：镇务的日常管理改由领取报酬、对各主管行政委员会负责的管理人员来进行了。
传统的乡镇机构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应该具备什么性质，它必须继续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古典的理想，即由一群各自生活在具有自助精神的家庭之中并自愿进行合作的个人所创造并维护的具有自助精神的教区集团的理想。同时，作为这种自愿性理想的日渐淡薄的背景的，是把乡镇看作一个联结镇民及其祖先后代的命运的忆旧共同体的认识。在镇公地旁边，依然高矗着一座尖塔式白色教区教堂，离旧教堂的遗址不过几百英尺。教堂对面是镇务厅，一座建于二百年前的白色小楼。镇务厅的后面是镇上的公共墓地，墓地上仍然耸立着最早的居民的墓碑;直到今天，任何镇民仍可免费安葬在这里。许多当地的公民领袖仍然可以通过数点自己家族曾有多少代居住在这座小镇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正如第一章介绍当地镇民对该镇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日的反应时我们所看到的，许多镇民仍然为能够恪守一种虽然古老但依然存活的传统而感到自豪。
在美国早年历史中，生活在这种乡镇社会的天然公民，都是一些自行经营货物或劳务的生产者，如家庭农场主，自立的工匠和个体小贩等。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家庭和社区责任的要求，是完全融汇在小镇生活的框架之中的。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叶，当这座小镇主要还是由这样的人居住的时候，有关社区生活性质的古典理想，或许确实是符合镇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现实的。(6) 然而，作为这一理想的主要承载者，那些自营劳务和货物的生产者们现在大多已经不在了。直到五十年代，人们仍可在小镇上看到一些家庭农场；而现在，所有这些农场都已出卖；农场的土地有的用来建了工业公园，有的则被切割成各种建房土地了。个体手工业者也所剩无几。不过，现在仍有许多像乔．戈曼一样的居民，抱着社区生活的古典理想，以求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意义。你可以在扶轮社、狮社和共济会的地方会议上看到他们。他们还是地方商会的成员，其中有些人还在各种理事会和委员会任职——当地居民继续通过这些机构来管理自己的小镇，人们时常把这种人叫作“乡镇长老”(town fathers)。
乡 镇 长 老
乡镇长老（原注：“乡镇长老”，顾名思义，显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男子汉个性类型。究其原因，部分是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小镇中的商业秩序，主要是由为人来统治的。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地方小商人在思考如何将追求个人成功的欲望与对社区的关心协调起来的问题时，支配他们的道德情感的规律。构造这种情感的基本形象，是传统的美国家庭生活理想：丈夫进入公共世界，妻子则“居内持家”。在家庭内部，丈夫提供权威，妻子则提供感情上的支持。乡镇长老在社区内发挥的作用，正是以这种道德和情感上的分工为楷模的。乡镇长老为社区服务不采取公开表示对社区的感情的方式──因为这会被看作是不得体的“感情用事”──而是通过促进社区的经济福利、提供权威性的领导来尽其职责。他们的妻子则通过加人各种俱乐部来协助丈夫；这些俱乐部在乡镇长老的“服务社”所筹集的资金的资助下，为“真正需要的人”──通常是孩子们和老人──提供个人慈善救助。 ）可以被看作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作为十九世纪美国精神的概括的独立公民个性理想在当代社会的化身。当代的乡镇长老以独立公民所代表的公共生活观作为自己言行的指南，但是他们又与独立公民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独立的。他们与托克维尔的独立公民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们所主张的那些理想，终究不能引导他们走出由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政治冲突决定的当代社会生活的迷宫。
在十九世纪独立公民生活的社会里，工作、家庭和邻里关系的要求是交错在一起的。在当代乡镇长老所居的社会，这些要求仍有相当的融汇，因而足以使独立公民创立的公共责任理想呈现出表面的合理性。(7)正因为如此，乔．戈曼才得以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公司的一名成功的公共关系官员，他是通过为自己一家世代生于斯、许多亲朋好友仍居于斯的小镇服务而成功的。然而，只要戈曼仍然是全国性大公司的雇员，而这家公司又往往会以它在萨福克的工厂能否营利作为它与萨福克镇的关系的前提，那么总有一天，他会不得不在工作中的成功和继续为萨福克这个“大家庭”服务之间作出抉择。实际上，像戈曼的那类公司的雇员，能够深深卷入家乡生活的人实在很少。拥护戈曼的乡镇长老理想的人，大多都不在大公司领取薪金，而是一些独立经营的商人，他们所经营的商业的主要顾客，往往都是本镇和邻近地区的人。因此，这些人自然比戈曼更加注重他们的社区参与的经济“底线”了。这种小商人就像托克维尔时期在独立公民中占绝大多数的自耕农和自己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他们比戈曼更加明确地把自己对本社区的热爱同托克维尔一定会称之为“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8)交织在一起。
我们在与霍华德．牛顿的一次交谈中，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说明这种视为社区服务为开明的自我利益的观念。霍华德．牛顿在萨福克拥有一家克赖斯勒汽车经销部，那还是他父亲1930年时开设的。霍华德的长子小霍华德也在经销部工作，看来他是注定要继承家业的了。在生意上，霍华德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萨福克的雪佛莱汽车经销部，这家经销部比霍华德家的大很多，而且在整个波士顿地区广告做得非常出色。霍华德在谈到这一竞争时，言语中毫不掩饰他在道德上的反感：“萨福克雪佛莱在镇上不过有二十来年的历史。它的主人都不住在这儿。他们无论规模还是销售量都比我们大。我们是住在这儿的，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做生意是做人的生意。”在我们谈话的前一部分，霍华德对比了“做人的生意”和仅仅关心将利润增加到最大限度的区别。“有些人是什么都满足不了他们的。做生意也一样。做生意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我们做生意就是做人的生意。”
要“做人的生意”，就必须注重一些“基本客户”:“努力结识你的顾客，好好对待你的顾客”。从谈话中可以明确看出，霍华德一定还会加上做“基本客户”的生意一定要完全诚实。他“做人的生意”还涉及到他或其它人对理应从劳动中获取的报偿的态度。他强烈地感到，一个人如果对有益社会的事业做了贡献，单凭这一点他就应当得到报偿。因此，他坚持认为，付给雇员计件工资不仅有实际用途，而且有道德价值。“干活必须要有奖励。我们店里的机械师──他是我最好的机械师，要养活一家十二口人，而且每天都得从波士顿坐车来这儿干活。我付工资的方法是：给他一定的报酬，刺激他在两小时内干完所有的活儿，如果干完了，再给他增加报酬。好，他接下这个活儿，只要他说行，两小时谁能干完。但其它的机械师都是按小时计酬的。那你就不能指望他们会像波士顿那个机械师那样，两小时内把活儿干完。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我们的工业的毛病了。人们没有干活的动力。一天八小时干不干照样拿钱。”霍华德说：“如果你给人家的东西不是他们自己干活挣来的，那绝没有半点好处。”
这种做生意“因人而异”的态度，也体现在他对个人参与镇里生活的价值的认识上。“有些人──如在加利福尼亚的，平均每五年左右迁居一次，总想搬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他对这种无休止的搬家的做法的批评，与他对某些只有不断增加利润才会感到满足、甚至不惜用人与人之间不应有的操纵别人的态度去对待顾客的商人的批评，是完全一致的。除去两年的军营生活，霍华德一辈子都生活在萨福克。“我热爱萨福克。我历来喜欢萨福克人。垦潮一早晨我上邮局，见到的人中总有我认识的，而且总有人愿意站下来同你交谈。小镇有小镇的好处：有连续性；大家都相互认识；就连我的孩子们也了解社区生活、参加社会生活。比方说，我的女儿，她现在十五岁了，参加厂篮球队和女童子军，还有学校里的一些事。主动参与这件事在小城镇里是可以办到的。而且这种参与能够给人以极大的满足。你可以从中得到许多乐趣。简单说你做的事既为全镇，也为你自己。如扶轮社，这是一个服务性组织，它总是在为自己做些事，也为萨福克的镇民做事。除扶轮社外，狮社和共济会也很活跃。所有这些服务性组织都做了许多小事，但加起来就大了。如帮助老年公民中心，为娱乐计划提供帮助等等。哥伦布骑士会和共济会也做了不少贡献。人们参与到萨福克这样的小镇生活中去，感到很快活。有许多乐趣。虽然你没有得到金钱上的实惠，但是你从做出努力中得到了满足。”
霍华德．牛顿就是这样在他的自我利益和社区的公共利益之间看到了一种自然的和谐。从长远的观点看，他个人的成功依赖于社区整体的繁荣。而正因为他在满足社区成员们的需要方面尽了一份努力，因而有权分享它的繁荣。他通过为本社区中的个人直接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价格合理的小汽车── 而谋取生计。他不同于那些领取一小时工资但并不感到有义务付出一小时劳动作为回报的机械师们。他之所以认为他的利益和顾客们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互惠的关系，并不单单是因为他相信非个人化市场的“无形的手”，而且因为他对许多心满意足的顾客有个人的了解。他在这种个人化了的商业关系的基础上，绘就了他与整个小镇的关系的图画。他在生意上的成功依赖于社区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非是免费提供的，而是通过他为社区成员开办慈善事业所挣得的。他和当地其它商人主要通过镇上的扶轮社一类“服务俱乐部”向镇民行善事。此类善举大多“积少成多”，是对他人提供帮助的个人表示。受惠的个人，如暮年老者和小孩子，他们显然需要帮助，却又无力自助，因而也就不负道德上的义务。
霍华德将自己视为一个自立的个体;他的开明的自我利益与他的社区利益完全一致。这种和谐一致的思想也注人到他对小镇政治的认识中去了。 镇政府应该提供有效的构架，从而使自立的个体能够通过为社区的其它个体提供有用之物来谋取生计。从根本上看，萨福克镇政府千得“相当不错，有好多事政府做了但却不计功利，完全是公民义务型的服务。它也许用人太多，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或许，我们可以精简一些人。“在这种道德语言里面，公民义务的最高形式是“为人做事不计功利。”而最恶劣的政治塞责行为就是无功受禄──正如那些在。“人浮于事”的政府中千着清闲差事的人们那样。
霍华德认为，今天乡镇政治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特别利益集团”对镇务会议的影响太大。这种集团“只对某一件事感兴趣，它们都以组织的形式出席镇务会议，竭力争取其一件事情获得通过。”干这种事的人通常都是 “镇上新来的人”，他们试图运用政治组织的策略从镇上谋取不是他们个人挣得的利益。学校教师就是一个特别利益集团的好例子。镇务会议上时常塞满了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拼命为他们争取增加教育经费拨款，并向小镇上兜售本不需要的教育服务。霍华德与乔．戈曼有同感，他说:“今天的教育体系中有各种技能很高的人── 各种专家──他们都希望教授各自的专门课程。他们老是说这些人都是些很好的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是胜任的。我认为学校还是得回到基本训练上去。”霍华德还会说，像商会这样的集团，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去促进镇务会议做出有利镇上经商的决策，是合法的。这类政策仅仅能使规章制度的构架得到保障，使这一构架得以促使独立商业通过向个体成员提供所需产品和工作，来为社区做一份贡献。如果个体商人不能提供人们所需求的产品，就会失业。然而，像学校教师那样的集团，只是利用自己的组织、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谋取更高的工资，或者增设新的职位，提供镇上本无这种自然需要的服务── 只有受过教育的专家才能欣赏其价值的服务。这就是他们作为“特别利益集团”，而非 “社区服务组织”的原因。
霍华德用这样一段话总结了他的政治观点，即断言“如果你给人们的东西不是他们自己努力挣来的，那是绝对没有好处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从政府那里拿钱意味着什么。例如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的州议会参加一个有关汽车工业的听证会，有个助手向一参议员走来，我听见他说，‘对不起，参议员先生，我们应当投票通过这项议案，这并不花我们一分钱，钱是联邦政府出的’。但所谓联邦政府，无非是我们坐在家里纳说的每一个人”。
因此，在乡镇长老的词汇中，公益是根据每个人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既不多也不少的长期能力来确定的。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包括时间上和赋税上的 —— 并不被理解为一种义务，而是一项自愿性投资。因此，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免费乘客”的问题。(9)他们贡献的少，获得的多，使好公民无法从自己的投资中收到应得的回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建立在开明的自我利益基础上的公益观念，“是所有哲学理论中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需求的一种，”它“并不激励人们去做大的牺牲，只敦促人们每天做些小的牺牲;它本身并能养成人的美德，但它的约束造就了一大批遵守秩序、性格随和、为人谦恭、谨慎和有自制力的公民”(10)—— 不难想象，这些公民也便与霍华德．牛顿和乔．戈曼极其相像。然而，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些公民美德并不纯粹地、简单地是盘算利益的产物，而是因为开明的自我利益确立了一些在“无意识中”将人的意志引向这些美德的“习惯”。“开始，人们照顾公共利益是出于必要，后来则变成了自己的选择。原来的盘算变成了本能。个人通过为本镇的其它公民谋利益，而最终形成为他人服务的习惯和情操”。(11)在霍华德．牛顿的意识之中，可以看到这种“习惯和情操”的作用。在乔．戈曼那里，这种作用则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在他们个人的自我利益的语言中，蕴藏着我们称之为社会责任的第二性语言。霍华德认为，卷入小镇生活是“一种乐趣”，即使他得不到 “金钱的报酬”。乔．戈曼在小镇的周年庆祝活动中之所以十分卖力，是因为萨福克对他来说像一个家庭，并且“我喜欢成为它的一部分”。像萨福克这种社会中的“天然公民”，极少体验到自我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这恰好是由于个人与社会的长期融合引导他们根据社会的利益来确立自己的个性。只要个人把自己视为小镇的天然公民，损害全镇的利益就是损害他自己的利益。
然而，在二十世纪，这种道德认识的过程，即以社会利益观造就个人自我利益观的过程，它的社会基础却是十分脆弱的。当代的乡镇长老们居住的，再也不是托克维尔描述的那种同质的、相当一体化的乡镇了。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萨福克现在是波士顿的一个郊区，是大都市社会生活和全国市场、国际市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保持道德上的平衡，乡镇长老们便不得不想象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不复存在的社会里。
1981年，霍华德．牛顿在一次萨福克扶轮社会议上作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说，为联邦政府向克赖斯勒汽车公司提供12亿美元的担保贷款、帮助这家公司摆脱经济危难进行辩护。这件事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说明复杂多样而又相互依存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体系，给当代的乡镇长老们带来了尖锐的冲突。
霍华德先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国旗，向听众挥舞并说，“在我们会议期间，已经有许多人发表了意见，反对政府提供这笔贷款，现在我就来说一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告诉他的扶轮社同仁，克赖斯勒是怎样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依靠一项又一项的工程技术突破如浮动引擎、液压煞车等等 而逐渐变成了一家大公司的。他暗示，这家公司的地位是真正靠他们自己挣来的。
五十年代，当霍华德还只有他儿子这个年龄的时侯，他去过底特律，并实地访问了克赖斯勒的一家工厂。他说，“现在我说这话不是反对工会。但当时那里的工人并不干足全天的活。他们想既不干活又拿钱。结果发展到对工作没有了自豪感，甚至连购买他们自己造的小汽车的骄傲也感受不到了。他们说如今你要去克赖斯勒的停车场看看，就会发现那里大部分都是外国车。工会手上有钱，你干也拿钱，不干也拿钱。不工作时，你也能拿到工资。所以克赖斯勒一下亏空了几十亿美元，福特公司也在亏空，就连通用汽车公司日子也不好过。”
接着就是他演讲中最辛辣的部分。“现在，如果政府不提供这笔贷款，像我这样一辈子勤奋工作的人就会失业，我们所雇佣的六十名工作人员就会失业，全国上下千千万万个人就会失业。你们知道要花多少钱用于福利．失业救济等等来照顾这批人吗？ ──二百二十亿美元!”他最后强调说，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悲剧，那就是工会的过错，因为工会迫使公司给不干活的人发了工资；就是“拉夫．纳德和其它鼓吹慈善的人”的过错，因为是他们坚持要求政府作出了不经济的规定。他又摇了摇手中的美国旗，“我请求你们以国家为荣。购买美国的产品，为你是美国人而自豪，为你创造的东西而自豪。”
扶轮社的成员们对霍华德的反应很有礼貌。虽然他们大多数人都很尊敬他个人的为人，但对贷款给克赖斯勒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一如个人，如果由于自身的过错不能生产出公众想买的东西，它就不应该期望得到公共援助。同时，他们与霍华德不同，似乎认为克赖斯勒公司的管理部门，而不仅仅是公司的工人，也对公司遇到的麻烦负有责任。
人们或许有理由设想，假如霍华德，比方说，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代理商，他就会同意他的扶轮社同仁们的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帮助克赖斯勒。他关于个人应对自己工作中的成败负责的思想，完全符合他的扶轮社同仁的思想，甚至也与萨福克商会代表的大多数地方小商人的想法一致。既然主张这种思想，霍华德要为克赖斯勒贷款辩护，脑子里就需要有很多弯弯绕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认为政府应该给予濒临破产的工业以巨大帮助的新思想，仅仅是为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申辩。他的这些思想，是他被迫承认他对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依赖性所造成的思想冲突的产物。萨福克的小商人在大部分日常工作中是与这一庞大的体系相隔绝的；只要能够得到稳定的货源，他们就会以为，生意上的成功依赖的是个人的销售本领，从而依赖的是他们愿意工作多少的程度以及社区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从最实际的角度看，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残留下来的地方经济的世界里。他们对工作、家庭和社会的道德含义的思考，只能从这个残余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然而，一旦他们像霍华德那样不得不面对今天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这种思考就会使他们面临种种令人不快的矛盾。这些毕生若老实实、勤勤恳恳为自己社区服务的业主们，不应该由于一家总部设得很远的大公司的倒闭，而突然失去自己的工作。人们大凡遇到不可理喻的矛盾，最通常的态度便是不予理睬。这似乎也是霍华德的多数同乡小商人所愿意采取的态度。假如霍华德本人不是处在不能不予理睬的恼人地位上的话，他或许也会对此来个视而不见的。
从小城镇到大都市
乡镇长老的道德语言，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个时代──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当时，美国人的道德思维是靠“殷实而独立”的乡镇中相互依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责任习俗所滋养培育的。当代乡镇长老的语言，只有在继续植根于以往曾为一代社会风貌的相互联结的地方性工作、家庭和社会形态的残余的意义上，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然而，随着十九世纪的终结，美国的社会风貌被都市化和工业化永远地改变了。
尽管都市中的美国人仍然参与各式各样的自愿性社团，但现代都市的结社生活，并不产生属于“殷实而独立的乡镇”结社生活的那种对公共利益负有社会义务和责任习俗的第二性语言。在都市世界里，工作、家庭和社会的要求截然独立，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通常还是相互敌对的集团组成的大千世界，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形式错综复杂，令个人无从辨认。都市居民的工作也与乡镇长老不同，他们要么在规模巨大的私人公司里为国内或国际市场生产商品，要么是在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中根据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提供各种服务。城里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局限在同一类人组成的圈子之中，他们相互之间有感情共鸣，因为他们具有类同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职业世界与家庭、社会生活之间的分离状况，通常是通过人们每天在工厂或办公室与住宅区之间奔波往返的情况来表现和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生活对个人来说能够具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个人对他的工作的长期社会效应负有什么责任呢？个人对环绕在他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们组成的圈子周围的芸芸众生，又负有什么样的义务呢？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大都市能否成为一个忆旧共同体呢？
对于都市生活的规模及其复杂性的一种典型反应，是托克维尔预言过的，他说:“随着政治社会范围的扩大，私人生活的领域必然会缩小。我决不认为我们新社会的成员终将会在公共状况下生活，相反我倒担心他们最终只会形成极小的小圈子。”(12) 那时的社会图景，用罗伯特．帕克的话说，将会由“仅相互接触但决不相互浸透的许多小世界”组成(13)。
特德．奥斯特，那位时而把生活比作“大弹子球战”的加利福尼亚律师的生活历程就是这一私人化过程的好例子。在大学时他是班主席，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积极份子，深切地关注着美国对印度支那战备的政策。就在他结婚之前，他在学院领导学生罢课，抗议美国入侵柬埔寨。然而，自从他结了婚，当了律师，他就 “把那些东西全扔了。我现在不觉得有这种需要了。”他的律师工作给了他极大的满足。不过，他必须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使他“非常非常珍惜在家里度过的每一分钟时间。”从做学生领袖那些日子到现在，他的朋友圈子缩小了，但却是一个 “关系更加紧密的朋友圈子。或许我从与他们的相处中、从他们喜欢我的感受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朋友的多少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随着朋友圈子的缩小，他的政治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一个在册的共和党人。他坚决反对政府对自由企业的干预，并且非常关注发生在福利制废中的欺诈与浪费——这些政治观点，“若在十年前一定会让我吓一跳。”然而，政治思想的变化“与我对人的看法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我并不会因为是一名在册的共和党人，就认为我们相互之间不再负有社会意义上的责任，不再需要相互关照了。我对我的同胞依然持有一种观点，一种慈善的观点，诸如此类吧。”但是，当问到履行他的社会责任意识意味着什么时，他说他要当“我的孩子们的孩子王。”他无心花大的精力卷入国家的政治事业。“我最怕同成千上万个什么——人也好，花也好，汽车也好，哩程也好，搅在一起；周围的社会，我还是看得见的”。许多美国城里人想到“爱你的邻人”的戒条时，总以为只要爱那些他们自己选中的志趣相投的邻人、那些同一生活方式圈子中人，而让其余的世界按它那乱槽槽、神秘的方式运行，这便算是履行了爱邻人的责任。
城市地方主义
至于这些可爱的邻人究竟是谁，他们又有多么可爱，这不仅要看个人的自愿选择，而且要看社会阶级的变动。那些经济负担得起的人，他们往往会搬到一些周围确实都是一些趣味相投的人的地区去住。南加利福尼亚的圣欧拉利亚，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个地方丘陵起伏，有着优美的按树、繁茂的花卉和气派十足的别墅。这些别墅机关重重，防守严密，里面住着全国一些最大的公司的首脑们。然而，这个地区的生活却丝毫不显公司董事会里那种典型的忙忙碌碌、争来吵去的活跃气氛。这里只强调轻松的社交活动——男人们只是友好地在社区的高尔夫球场上交手，或者在当地最大一家餐厅的轻松气氛中满满洒洒地共进午餐。女人们则只是在为慈善事业筹款的社会俱乐部里忙上一阵。这里的住房没有门牌号码，仿佛变成邮局的官僚化投递系统中的单元，是对住户尊严的莫大侮辱似的。圣欧拉利亚的一切设施都是为了向它的居民证实，他们是些独特的个人；他们同自己社区的其它独特的个人进行交往，是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而不是素昧平生的竞争对手。人们时常听到住在南加利福尼亚一带富裕地区的居民说，他们完全履行了自己的社会义务，因为他们慷慨地参加了由社区俱乐部主办的各种慈善活动—— 如晚餐舞会、时装表演、艺术展览等等，但同时他们却在生意上毫不掩饰地摆出一付“公众见鬼去吧”的架势。因此，房地产投资商汤姆．克莱，这个在圣欧拉利亚社交场中最活跃的人物，自豪地承认：“我一生已经设法赚到了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钱，而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愿望。”
与我们交谈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住得起圣欧拉利亚这种排他性的高级地区，但他们也往往不惜花费很多钱，从市区那些被“不理想的人”所包围的街区逃出来，迁往“体面的”郊区，再从那里每天去市中心工作。就像史蒂夫．约翰逊，他是市内一所中学的教师，住在离圣欧拉利亚不远的一个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这些人选择住在郊区既有道德方面的考虑，也有实际的考虑。“我们住在市区的时候，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所谓人海茫茫，到处都是人。我不喜欢看见醉熏熏的司机开车在我住的街上横冲直撞，那里实在太拥挤太吵闹。我们需要天空，需要安静，需要空间。”
区别这种安静的环境和市中心节奏很快的生活的东西，是它的道德指导思想：“这里不同。有一种社区意识。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挣钱，设法订合同，不是想卖点什么或买点什么，我们是在为社团工作。我们是在和私人接触(他用加重的语气说)。”据史蒂夫说，这种社区意识造就了“一种特别的个性 平静，不慌不忙。”这种个性的特点不是它的力量，而是它的力量的动机。这种动机引导人们与他人一起去表现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利用别人，把别人当作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它是一种受表现主义道德而非功利主义道德引导的个性。而郊区生活可以使人们摆脱工作的功利世界，走到友好关系的表现主义世界中去。史蒂夫说:“一工作就是一连五个小时与人紧张地接触。这已经到了极限。我有那么多的盛情和力量，都白白消耗掉了。”
然而，对许多郊区居民来说，靠搬家来摆脱公共环境的问题，营造私人的小天地，己经越来越不可能了。许多人担心他们住区的质量正在日益败坏。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些人试图迁往更加“排他性的”地区居住，但房价的上涨和交通系统的限制，使这种做法变得日益困难起来。与此同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郊区居民提高了征税额，用以支付市区的设施维护和社会服务的费用——这种做法时常引起郊区居民的反感。史蒂夫．约翰逊和他的妻子正在竭尽全力，企图减缓他们那个市郊社区扩展的速度，“以免它变得像洛杉机一样。”
一位与史蒂夫共同从事这场地方性战斗的同盟者说，“要让我说，我就要这个地区变得像1959年时的样子，那时我们还没有搬来，尽管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了，我希望那时能买下二十英亩地，在远一点的乡下买，周围挖上护城河，养上鲜鱼。一个好的社区什么都要有—— 有足够的货物满足人们的需要，但不要大的购物中心，把外边的人招引来。我希望我们的社区像在一个小岛上那样发展。”
关 切 的 公 民
由于他们的私人避难所受到了威胁，这些人便时常感觉到有参与政治的必要。与乡镇长老不同，他们的参政，不是作为日常履行公民义务的体验，而是作为一项英雄的壮举。他们开始政治生涯之际，常常是战战兢兢的，害怕当众讲话，害怕那些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市政厅官员们轻慢他们。他们把参政看成一种自我牺牲，是对其正美好生活的各种乐趣—— 在家里的乐趣、家庭和美、邻里亲善、朋友相宜的乐趣的放弃。他们常管自己叫“关切的公民”〔原注：concerned citizens，关切的公民与乡镇长老不同，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女人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家庭主妇比在外工作的丈夫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参与政治活动。 〕这个名称暗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只要被动地遵守法律就是好公民，而且个人只有在对个人的或本社区的利益受到威胁感到关切时，才有必要积极卷入到公共事务中去。
史蒂夫．约翰逊和他那些住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被围困的邻居们自认为是关切的公民，但麦克．康利才是这种性格形象的最生动的典型。他是一个退休机械师，同乡镇长老乔．戈曼和霍华德．牛顿一样，碰巧也住在马萨诸塞州萨福克镇。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至今仍不断由市区向萨福克涌人的那批人中的一分子。这批人大多是蓝领工人。用镇上一位官员的话说，他们“是从萨默维尔和切尔西那样一些地方来的，原来住得特别挤，三层隔板的公寓之类的。他们准备来这里定居。他们已经把钞票都花在从萨默维尔和切尔西迁来的途中了，再也无处可去了。“麦克和他的蓝领朋友以及邻居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有任何东西破坏他们试图为自己的单门独户的小家所创造的生活质量。
麦克是通过和一些邻居一起向市镇当局要求修缮住区的人行道而初次涉足地方政治的。他同许多卷入政治的公民一样，公共生活的最初经历令他惊慌不已。“轮到我在镇务会议上讲话时，我的嘴部神经就会抽动起来，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我紧张极了。”但是他强迫自己学习，去当地的夜校进修演讲和公共管理课程。终于，他成了一个干练的演讲者，同时被公认为一个不可小视的地方领袖。最近，他又当上了一个自称是“萨福克关切的公民”组织的领导人。
这个组织之所以建立起来，是为了阻止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出资的一项为镇上的老年人，包括波士顿来的一些低收人家庭 (或许还包括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家庭)建造住房的计划。麦克对这项计划可能给社区造成的后果十分反感，直言不讳地抱怨道，“你们都知道廉价住房是个什么样子。你们一下造这么多房子，把那些所谓的赤贫户搜罗了来，不出一年他们就会把墙纸都揭下来，把铜管子卸下来拿出去卖了打酒喝。如果你住在离他们一英哩以内的地方，他们就会抢你、打你、强奸你。这种人根本没有价值观念。只要给钱，跟谁睡觉都行。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喝酒。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对，但我不希望他们住在我的附近，给我找麻烦。”
然而，并非仅是地位比他低的人是不道德的，地位在他之上的人也一样的坏，只是他们的主要罪恶是贪婪而非淫乱和酗酒。“由于我见到的那些事，我并不敬重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操纵法律为有钱人的利益服务的律师。大商人也同样恶劣，“那些石油公司专搞垄断。这些大公司的所有头头脑脑们都是一鼻孔出气的，而且会不断把价格往上提，我同意里根的观点，必须放松管制。但目前石油公司一定会合伙不断抬价。艰难的时期就要到来了。”他往往也不信任地方的小商人，因为他们赞成该镇向更多的工业开放，赞成建造更多的公寓楼。“作为一个规划者，我一贯反对在萨福克建造公寓楼。我是萨默维尔来的。我来到这儿，我父亲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们想有自己独门独户的住宅。”同时，他对大多数政界人士也不信任，无论联邦的、州里的还是本地的。“看看埃及的那些东西(金字塔)，想想为了建造这些东西死了多少人，政治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也一样，不过他们处理政治的方法多少老练了些。再看一看罗马帝国，它的崩溃就是淫乱和酗酒所致。我们今天有什么呢？它是不是比那好了？所有这些东西的基督精神又到哪里去了？”
残留在这个国家中的“基督精神”，看来是体现在麦克和他的邻人们那样的善良而又注重家庭的人身上了—— 这些人有时因为害怕被人打家劫舍，不敢在星期天的早晨一起去望弥撒。必须留一个人在家里，否则等你回来，家里一定被人破门而入了。“一个能够集中而明暸地窥见指导这些妇人的社会关系的道德理想的东西，不是在于麦克有关宗教的议论，而是来自他对自己最喜爱的娱乐形式—— 方块舞的描述。麦克和他的妻子参加了一个方块舞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有分会。他们极爱跳方块舞。据麦克说，跳这种舞时，舞伴都混在一起，你拉着别的女人——别人的妻子的手——但“一切又是非常纯洁的娱乐。”在过去的四年中，每逢夏季，康利一家都要在自己的家里举行一次大型的聚会，请俱乐部的所有成员来参加。上百人在他们家的大院里野餐，虽然停车的地方不够大，但他们都设法把车停放得整整齐齐，谁也不挡谁的路。来跳方块舞的人都把孩子带来野餐，麦克认为这很重要。开始各家都坐在自家带来的地毯上，后来就开始四处走动，分享他们的食物和饮料，混在一起聊天，这实在是一段美妙的时光。麦克对方块舞的看法确乎与他对美好的社会生活的看法是一致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自己养活自己。当麦克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时候，“一家人像牛马一样地工作来养活自己，可我们从未拿过任何人一分钱，而且终于挺过来了。”这种自立精神不应该使人变得孤僻，家庭之间应该相互融合，共享人生。但这种社交活动必须井然有序，必须“纯洁”。为了形成这种局面，每个个体参加者都必须能够自立、能够自制。
因此，社会的善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善，而不是机构的健全和法律的公正。相应地，麦克．康利认为，不能依靠法律制度来赋予像他这样正派的人以公道，因为法律太容易被自私的阔佬所操纵，也太频繁地被不道德的穷光蛋所破坏而不受任何惩罚。真正的公道是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至于什么是应得的，则应由好人的常识来判断。
麦克典型的做法是用一系列的具体例子来阐述这些观点，而不是用泛泛的概念来进行概括。他讲述了他被选入镇务厅任职后，如何处理了两件裙带关系案子的情况。第一个案子强调的是政治公允的重要性。一个地方官员的儿子由于他父亲的影响，在镇务厅谋得了一份轻闲工作。“我说，‘马上把他辞了。我不想让任何人倚仗权势得到工作。’不久我接到助理镇长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那家伙还在，他告了镇务厅一状，说镇务厅违背了合同。我就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管。”最后，这个年轻人还是被解雇了，也没有出什么法律问题。
第二个案子则是用同情心来修正公正原则的例子。麦克刚讲完解雇那个年轻人的事，紧接着又谈了另一个裙带关系的案子。他对这个案子采取了比较肯定的态度。这是关于另一个地方官的儿子的事──一个“极聪明的孩子”，但不幸染上了酗酒的毛病，而且还有婚姻的麻烦。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也在镇务厅找了份工作。麦克之所以对此持同情态度，因为这份职业给这个年轻人提供了稳定的生活，同时使他有机会去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因此他没有去纠缠对他的任命。
然而，一个人如何才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感情上的同情来修正责任上的公正呢？麦克没有藉助绝对的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诉诸于他自己的品质。他说，“我告诉你这些，因为它向你表明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有一套坚定的信念，而且我按自己的意见说话。我也会妥协。其实，当你早晨起来做早祷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妥协了。但是，如果同我的价值观念发生背离，我是不会妥协的。”麦克确信自己是一个勇敢而正直的人，因为这样，他自己的行为也便是正确的，尽管在处理上述两个裙带关系案子时，他的行为准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
然而，我们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勇气，是否正直呢？说到底，麦克还是诉诸于“正派人”，即勤奋工作、能够自我克制、生活小康、敢于腐败社会中阿谀奉承的现象作英勇斗争的人的常识。无疑，这种信念在美国文化中可以引起极其强烈的共鸣。我们最受欢迎的文艺形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这一信念，如勇敢坚毅的西部牛仔和冷峻而廉洁的侦探的故事等。例如1982年最流行的电影之一《判决》。这部电影的主角是波士顿的一个律师，由于运气不好，几乎已被法律秩序排斥在外了。他后来为一名医疗事故的受害者辩护。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他发现城里的主要机构都极其腐败—— 医院，天主教会的各级僧侣和法院，都控制在一伙操纵法律条文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无耻之徒手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凭着自己的智谋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各大机构领导人企图毁灭他和他的当事人的阴谋。当他最后眼看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他的对手们试图通过援引一条法律上的技术性规定，夺走他的胜利成果。但是他成功地说服了陪审团的成员──一些像他一样正派的人，呼吁他们不要照搬法律条文，而应遵从他们内心的是非观念，从而打赢了官司。
但是，如果我们社会的主要宗教和法律机构都如此不可信任，那么普通而正派的人们又从哪里去获得他们的是非观念，获得他们鉴赏公益的眼光呢？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判决》一类虚构的作品，还是像麦克．康利这样的人的信念，都没有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认为，一个人要培养公共美德，只要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同那些信奉同一种正义标准的人们交往，亲近那些没有被公共世界所腐蚀的人，就可以实现。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工派的朋友和邻人，使他们免受由众多模糊的、邪恶的、不道德的陌生人组成的神秘的、充满威胁的和复杂的社会的侵害。在这里，不存在发展可以包容一个博大而杂异的社会的多样性，并在社会成员中培养共同的正义和文明标准的公共制度的理论基础。
城市的超地域思想
当然，有许多美国城里人拒绝接受麦克．康利的道德标准，认为它是粗浅而原始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反而会赞成布赖恩．帕尔默的观点，即“如果你有了钱，亲爱的，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你的事情不毁坏他人的财产，打搅他人的睡眠，或者干涉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会说，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懂得宽容，甚至以肯定的态度来享受多样性的乐趣，并且运用理智而不是感情来解决与他人之间的冲突。导出上述结论的推理方式的天然土壤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好运气使得他们具有比霍华德．牛顿和麦克．康利更广阔的迁移机会；他们是一些大都市里的专业人员，而不是地方上的商人或雇员。
现代专业人员的特征，是拥有某种由全国性教育机构和专家协会系统培养、证明和评价的专门技能。运用这些技能所需要的资源，只有大规模的组织才能提供，而且从事专业活动还会使人走上一条不断变换工作和工作地点的职业道路。专业人员必须随时准备迁往为其专业前途提供最好机会的任何地方。拴在一个地方从事一项工作，等于是被钉死、被困陷、被剥夺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像我们认识的一个人所说的，你必须不断做好“生根”的准备。因此，专业人员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用一种不同于小城镇的商人和定于一地的雇员的眼光，来看待个人抱负与在人类共同体中寻找快乐的需要之间的协调。专业人员认为，做好了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成功的事，就是为他人提供了某种服务。例如医生，他们就会把自己对提高医疗质量做出的普遍贡献，看作是他们个人在职业上的成功。
如果一个人为社会群体的利益作贡献的唯一方式是靠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那他就会感到孤独，家庭和朋友的陪伴仍然是重要的。虽然不断搬迁的美国专业人员确实参与到一些复杂的亲密关系的网络中去，但这些网络通常并不局限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可以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群人保持亲密的友谊。此外，这种“辐射型”友谊网的成员往往又是多种多样的。一个人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可能与他通过娱乐性俱乐部或教会结识的朋友完全不同，而且也不大可能会相互认识。确切说，专业人员一般认为，能够接受价值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作为自己的朋友，是一大美德。(14)
然而，这种道德宽容，时常使得专业人员极难论证为公共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的道理。这种困难，在第五章介绍过的许多治疗专家身上都能找到生动的例证。他们运用心理治疗上的自我意识，来实现家庭所有制对麦克．康利实现的一些功能，如对付严峻而人事冷淡的公共社会的冲突；在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当中寻求避难所。心理治疗专家“按个人趣味组成的朋友圈子”，比起城市或郊区的社区来说，具有大得多的灵活性的优点。它不局限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也不刻板地要求生活方式的类同，而是建立在各种感觉到的需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它所采取的形式，往往是个人与其它一大批人之间分别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人与人之间有许多是互不相识的。由于它没有自己固定的价值观念，从而不会产生一种疯狂的计划，去把它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世界上其余的人。相反，它在面对现代政治的各种问题时，产生的是一种困惑。用心理治疗专家艾伦．施纳德的话说：“使我震惊的是它的复杂性。一种局势涉及之广，令人咂舌，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单一的解决办法。”
心理治疗观，并不是现代都市人对公益问题的唯一思维方式。自本世纪初以来，专业人员一直积极从事于“廉洁政府”的改革运动。虽然这些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的道德推理，比心理治疗观所推动的对公共福利的关心要大得多，但它与后者有着同样一个根本的射点：它把道德关切视为个人偏好的问题，从而不能对公共利益作出实质性的定义。
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
以艾琳诺．玛克琳为例。她是耶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既从事心理治疗，也从事管理工作—— 她在一家精神健康中心当经理，业余时间主要参加妇女选民联盟的活动。她碰巧也是萨福克的居民，并就那些使麦克．康利和他的关切的公民同胞们感到担忧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艾琳诺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康利认为是邪恶和腐败的东西，她却认为是价值观、利益和意见的不同。康利想谴责的，她只想教育。康利要斗争的，她只想调解。例如，关于萨福克房管当局和镇民之间就建筑公共住宅可能会给小镇招引来贫穷的黑人和西班牙语裔人的纠纷，她说:“房管当局应该说，我们需要为人们提供住房，甚至包括一些可能从波士顿搬来的穷人。这是人道主义的事。房管当局可以提出这种意见，然后着手和大家一起商量出一些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共同意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跑出去作了一些规划，然后试图把这些规划强加给每一个人。我极希望看到他们在社区内买些分散的房屋，并且提供一些补贴，让低收入的人住进去，而不必四处宣扬这是给低收人的人住的房子。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联邦政府的毛病就在于，他们强迫你接受某种条件，要么接受它，要么让你去伤脑筋。所以我支持组建萨福克关切的公民这个组织，支持他们提出异议的权力。当然这不是说我赞成他们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们必须具有公开表示自己关切的机会。你必须解决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而实际发生的却是，全镇陷入了两极分化的局面，“而一且事情弄得对立化了，每个人都会蒙受损失。”
这种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的语言，否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能够对有关生活目标的不同观念的相对正当性作出有效的公共判断。私下里，人们可能不赞成篮领白人不让贫穷的黑人和西班牙语裔人住进他们的社区，但人们必须尊重他们让自己的呼声为外界所听见的权利，就如同总该尊重城市中的穷人让自己的呼声为外界所听见一样。然而，这就假定这类竞争性的要求，可以通过创造没有争议的中立的技术解决办法获得和平解决。艾琳诺回忆说:“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我们就教授提出的有关工商界和政府必须联合起来的话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有个人举手问：‘如果联合起来了。由谁来保护公众的利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地方商会—— 以及这座小城镇中和全国的其它集团—— 对社区事务拥有巨大的控制权，并且造成了损害。问题在于政府官员不关心公共利益。你可以从去年发生的有关老年人和低收人家庭住房的争论中，看到这种对抗关系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一位教授所主张的方法，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条途径。他说，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不同的集团联系起来，找一个诚实的中间人从中调解，并让所有集团参加到对问题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综合研究中去。”
这样一来，公共利益被一种功利型个人主义的语言所界定了，这种功利型个人主义不同于乡镇长老的功利主义，因为它不赞成善意会自然地—— 仿弗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似地—— 从既关心个人的自我利益又关心自己的社会声誉、热爱自己社区的地方商人之间自发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的功利主义主张：人们只有通过仔细研究不同行动方针的后果，才能在当今复杂的世界中认清自己的长远利益。南加利福尼亚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哈利．雷诺兹认为，“一旦掌握了所有的事实，好的决定就可以做出来了。”为了获取信息，从而作出符合每一个人的最好利益的决定，广泛的公民参与是十分理想的。从理想的角度看，政治领袖不应像麦克．康利所要求的，主要是些道德楷模人物，而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智慧，教育程度更高，更聪明，更富有献身精神” 靠这类人提出统筹的办法，让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现实地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哈利说：“一个好的领导人必须具备基本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应把它看作对选民进行有效的动员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要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让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认为你是一个公正、诚实和高尚的人。”
然而，这种通过中立的技术性解决办法赢得社区和睦的希望，是基于一些成问题的、隐藏着的假定之上的。首先必须设定：从长远看，政治冲突各方的利益并不是根本不兼容的，因此，冲突一方就不会为了他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永久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政治是处在稳定增长的经济的条件下，只要存在普遍的和平与和谐，经济增长能够确保人们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这种假定或许就是合理的。但这一假定若是运用于一个停滞的、零增长的经济状况(15) 如同现在时时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样，那它便显然失去了合理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的日益富有是以其他方的日益贫困为基础的。即使在稳定增长的经济条件下，长远利益根本一致的设定，也只有在所有冲突利益的本质是对经济问题的关切的时候才能成立，否则像堕胎问题上的争论和有关道德价值的相互矛盾的信念，都无法囊括其中。
其次，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冲突的希望假定：技术上的专门知识，即“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的能力，无可争议地使人具备领导者的资格。如果社会科学家用以收集数据的现有技术是高度可靠的，如果普遍接受的数据分析程序一般都能产生毫不含糊的结论，如果专家们的公允能够得到普遍信任，他们的工作不会受到个人野心和贪欲的影响，那么这一假定也有可能成立。但是，社会科学杂志上充斥着有关各种研究的有效性的争论，而且麦克．康利等人对专家们的动机持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因此，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的论点时常没有人听，这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不妨考查一下艾琳诺．玛克琳参加萨福克一次镇务会议的方式。这次会议是为了对麦克．康利等关切的公民强烈反对的公共住房提案进行表决而召开的。一些发言人强烈谴责并反对接受任何由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出资的公共住宅计划，说“该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鼓吹革命的政府组织，它企图推翻这个国家和这座城镇的制度。如果让它来治理这个国家，那我们就要同苏联结盟、同卡斯特罗结盟了。”接着，艾琳诺站起来发言。她只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老年人住房计划和低收入者的住房计划是不是绝对要按照它们被提出来的方式一起加以接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它们分开？这个问题所试图提示的，是能否找到某种各方都理智地认为符合他们的最好利益的折衷方案。但官方的回答是“不行”—— 住房部规定禁止这种安排。同时，与会者的情绪也喊出了一个响亮的“不行”——那些愤怒而恐惧的白人害怕他们的安全和家庭受到穷苦的少数民族的异己习俗的威胁和侵蚀。这场一边倒的辩论在一片愤怒声中得出了它的结论。
职 业 活 动 家
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或许为具有超地域思想的美国人提供了思考公共责任的主要语言。然而，这种语言又有一个分支，它主要存在于主张更加激进的社会变革的超地域主义者中间，这就是职业活动家的语言。我们与韦恩．鲍尔 第一章介绍过的那位争取经济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的谈话，就是这种语言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韦恩谁会批评艾琳诺．玛克琳等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的思想，认为他们对协商妥协的可能性估计得太乐观，对强权政治的严酷性想得太天真。他会说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的利益可能从根本上就是对立的，从而不可能找到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折衷方案，他们也忽视了在这样的安排中，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似乎总是要输掉的事实。因此，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加强穷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公平地分享到一份自己的利益。这正是他在组织房客的工作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我组织房客们解决他们眼前的危机。但我真正的工作目的，是培养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力量意识。”然而，一旦获得了力量，他们又将如何呢？他们就能够以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参加到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们所说的那种过程中去；在这一过程中，力量平等的公民在一系列特定的情况下，就如何获得他们各自的利益的问题达成合理妥协。
可见，职业活动家的语言和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的语言之间，具有同样的基础结构和同样的本质上的不足，需要和欲望是相对的，公正则是实现个人愿望的公正机会。唯一不同的是，职业活动家坚持认为，公正机会只有在所有集团具有同等力量的条件下才能出现。他们确信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职业活动家的语言又有它自身的矛盾：它无法解释支配他们的行为的道德责任根据。只要一个人拥有满足自己一切愿望的力量，他凭什么还要去关心那些没有这种力量的人呢？富有献身精神的职业活动家所面临的种种困苦和挫折，又将作何种解释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访谈过的许多职业活动家使用的相对性道德语言，都未能提出真正的答案。他们有些人仅从个人偏好的角度谈论责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政治是可供他们在热闹的权力斗争中对自己进行考验的一种富有刺激性的游戏。然而，人们时常可从职业活动家的生活中—— 在这方面也包括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 察觉到一种比他们的语言通常所明确表达的要更加深刻、定义更加明确的公益责任感。
“主动参与”，对于本章中己经出现过的许多人来说，具有两个基本的意义。它表现了个人对自己社区的真正关心；这种关心表现为为社区谋利益和照顾社区内需要帮助的人。这种形式的主动参与，暗示家庭的概念已经扩大到包括当地社区的范围，如乔．戈曼说萨福克像“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例。主动参与的第二种意义与保护个人的利益有关。这种意义在关切的公民的意识中非常深切，但离乡镇长老的意识也不远。
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和职业活动家通常受到对社会的关心的推动，但他们眼中的社会主要是由各种自我利益不同的个体和团体组成。无论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分歧，但都倾向于把社会看作各种利益都应在其中得到表达和调节的场所。看来，要求我们访谈过的人用一种既不基于扩大了的亲属关系的隐喻，也不基于利益冲突的语言来表述公民生活，真是难上加难。他们很难设想出一种承认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但同时把这些差异全都看成是人人必须赖以生存的一个单一社会的组成部分的共同利益或公众利益。然而，我们也发现了不止一个例子，说明主动参与可以加深社会观念和社会中公民生活的作用的观念。
从志愿者到公民
我们在第六章介绍过安杰鲁．唐纳泰罗的情况。他是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是一个关切的公民。开始，他只是被引导着试图恢复自己作为意大利人的传统特性，后来，他开始加入到涉及全镇福利的政治活动中去了。我们还介绍了西西莉亚．道尔蒂。这位职业活动家倾心千创建一个能够真正容纳一无所有的人的社会。她的这种热心植根于她自己的家庭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体验。
我们与加利福尼亚海岸委员会委员玛丽．泰勒的谈话中，发现她是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她从信奉相对宽容的超地域价值，转而信奉能够确保社会整体性的那种公共利益责任观，玛丽是一位家庭主妇，丈夫是文学教授。她通过自愿参加妇女选民联盟的活动而开始卷入了政治，并进而参加了加州一带几个广泛关心环境问题的组织，特别是地球之友这个组织。玛丽的思想和其它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的思想是一致的。她特别强调必须容忍这样的事实：即不同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利益和观点，而且强调制定公平程序规则的必要性，以使这些个人能够依照规则协调相互差异。“必须认识到其它人有其它的价值，而且必须得到尊重，这就是自由的真缔所在。”
对玛丽来说，她所注意的是“自由的真蹄所在”，牵涉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因此，对他人价值的尊重，并不真正意味着所有的价值都是同样好的；它预先设定的，是尊重他人的尊严、关心社会的整体福利比自私的利益更重要。玛丽说，“最使我(对政府官员)感到气愤的，是他们不为公众利益着想。他们身上寄托着公众的信任，但他们只把眼晴盯着他们前面那些人的钱袋。只要我们尚能对此感到不安，我们就可以是健康的。我要反抗在政府中见到的一切谋私利的事情。”个人光靠为自己谋利益是不可能获得成功和幸福的，“让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幸福才是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你对社会负有债务。”玛丽说她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是从她祖父那里学来的。她祖父曾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和天主教工人运动的成员。认识自己对社会负有债务，就意味着承认应该限制自己的欲望。“我觉得人不应该有太多的钱。钱若超过了维持舒适生活之所需，那就危险了。我们大家都应该懂得：这是一张饼，一张有限的饼。你把所有的份额都拿走了，饼就不存在了。决策者应该意识到他们对后代负有的责任。”
然而，确切地说，这些责任是什么呢？公共利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什么是公益。我需要有一个魔鬼般的自我才装得出来。“但是，这种不可知论的声明，并不意味玛丽对公益问题完全没有实质性的概念。在她的话背后是这样一种意识：即公益是基于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责任，而对这种责任的意识，是对公益问题的任何认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公益，我会问一问这样做或那样做在今后二十五年内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这样那样的规定会不会影响了别人的钱袋，我们政府的一切领城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只顾眼前，不管今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最大的糟蹋者。这也是美国的传统，对吧？”
虽然玛丽既不认为确定长远的公益是件易事，也没有硬说自己确切知道什么是公益，但她的政治经验使她确信，这正是我们所必须努力做到的。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正是把我们置于死地的东西。她在成为海岸委员会委员后说：“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关注的不是一个州，而是整个大陆。我们到底要把它弄成什么样子呢？玛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硬的立场，同时也为自己树了一些死敌。特别是她一心执法，在海岸地区推动建造各种收入者的混合住房，惹得对手们恼怒不已。她对她所称之为政府领导人与各种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乱伦关系”极为不满。她十分关心帮助那些被排斥在外或无法参加的人参加到各种公共程序中去。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她并不喜欢采取强硬立场之后接钟而来的冲突。她甚至不喜欢去说服别人相信她的观点是正确的，而这恰好是她的政治工作的一个日常方面。然而，尽管玛丽具有强烈的公共责任感，但她并不是一个殉道者，也不认为若一个人从中得不到满足还应去做政治工作。归根结蒂，是她的长远承诺和开阔眼光促使她继续干下去的。
由此看来，玛丽．泰勒所批判的，是美国文化遗产中托克维尔一度指出过的那一部分：即“美国人眼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孤立于同代”的做法。但是，她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社会和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这部分是来自宗教 ——即她祖父参加天主教工人运动的榜样。不过，至少在她心目中，宗教已不再是重要的了。虽然她自幼受天主教熏陶，但她现在已不去教堂，因为她觉得宗教“太伤惑了”。她的社会责任感的主要源泉，看来是她在从事志愿工作的过程中关心他人和被他人关心的切身体验。“我所做的工作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我不知道。但它在我的生活中占去了极大的一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做这些不仅仅是出于思想上的理由，也是为了感情上的牵挂。我同全州各地的人都有很深的关系“我感到有一个关怀的网，遍布全州，我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不过要成为这网中的一员，就必须自愿地奉献。”然而，一个人作出贡献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个人作出奉献的报偿，也不单纯是一种美好的感受，或仅仅是志趣相投的朋友的陪伴。奉献是这样一种体验：它包含着大量的痛苦、沮丧甚至孤独，却又能使这种种感觉变得有意义。“我当然感到孤独。如果说不孤独那是在撒谎。愿意去爱的人总是会孤独的这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时时刻刻都感到孤独。走到哪里都一样，我丈夫也很孤独。我们总是相互支持，尽管这有时意味着分担各自孤独的感觉。我们是一个关系密切、相互支持的家庭，当然各人也有一些自己的秘密。不过，这种相互支持的能力是我自己、我丈夫、我的孩子们和我所认识的少数几个人所具有的东西——这是一种愿意对其它人和事承担感情责任的慷慨精神。许多人都不能这样生活，这并不是说我会因此而不尊重他们或不那么爱他们了。你会在大多数从事社会工作的人身上发现这种精神——也包括一些政治家。”
因此，精神慷慨乃是承认相互联结的关系──即个人“对社会的负债”的一种能力；这种关系不管个人愿意与否，而把所有的人统统联结到了一起。它同时也是一种关心他人，从而培养这种相互联结关系的能力。精神上的慷慨，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培养的美德，尽管很少有人完全具备这种美德。发扬这种美德，则可以给政治工作中的挫折和分离的自我不可避免的孤独带来意义。这种美德引导人们投入社会工作和政治活动，并在投入中得以保持。正如玛丽．泰勒似乎己经认识到的，这种美德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美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我们是最大的糟蹋者，这也就是美国的传统，对吧？”)然而，它又是美国传统中力量很大的一个成分，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作为第二性语言存在于具有公民意识的专业人员当中，表达的是朋友之间相互提携、追求共同利益的公民理想。
玛丽．泰勒的非凡力量——她的勇气、见识和责任心——向我们呈现了一种依然存活于美国的公民生活观。但我们遇见的玛丽．泰勒实在太少了。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表述公民生活的语言方面存在的一些困难，以及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会对政治领域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