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前言
(1)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着、乔治．劳伦斯译、J.D.梅耶主编的《美国的民主》(纽约，道布尔戴公《铁锚丛书》1969年版)，第287页。
(2) 三名现场调查人员和贝拉在为写作第九章而举行的一次座谈中使用了录音机。马德森摸仿这一办法，在每次座谈之后即将其内容口述到磁带上，力图尽可能逐字逐句地记下谈话内容。除了为便于理解而在将口语写成书面语时稍作整理外，我们基本按座谈记录采用了谈话者的原话。马德森的座谈记录磁带虽然不如现场录音那样只字不漏，但仍能令人辨出是马萨诸塞州的”萨福克”人还是南加利福尼亚人说的话，只有属于经济民主运动内容的部分不在其列。为了不暴露谈话人的真实身份，我们对他们的个人特点作了改变，而且使用了化名，但以不损害有关文化信息为限，不过这不包括这一章中的韦恩．鲍尔和第八章中的爱德华．施瓦茨和简．沙尔，他们要求我们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们只为不愿暴露姓名的人略加了一些掩饰，但没有虚构或拼凑任何人物。书中的许多人运用的修辞也都是出自他们自己之口。
第二章
(1)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最近强调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传统就是一种现存社会辨论：”一项现行的传统就是一场历史上延续下来、体现在社会中的辩论，一场从某种程度上讲完全是关于这一传统各部分内容的辩论。……传统，当它还具有生命力的时候，意味着冲突的继续”(《德行的探求》；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圣母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206页)。还可参阅爱德华．西尔斯的《传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以及即将出版的亚罗斯拉夫．佩利坎编辑的杰裴逊论宗教传统演讲。
(2)《美国的民主》第279页，阿．德．托克维尔着，乔治．劳伦斯译，J.P.梅耶主编(纽约，道布尔戴《铁锚丛书》1969年版)。约翰．温思罗普生平的著作《美国的尼赫迈亚》很恰当地作为附录收在沙克万．帕考维奇着的《美国自身的清教徒之源》一书中，见187─205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前引《美国的民主》第46页引用了温思罗普的话。在《自然王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第6页中佩里．米勒说温思罗普是”站在我们思维意识的起点上”。同时还可参阅米勒在《投身荒野》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和其它著作中关于温思罗普的论述。
(3)在许多清教徒文献选集中都有温思罗普写的《基督教博爱的典范》一文。常见的有爱德蒙．S．摩根主编的《1558─1794年的清教徒政治思想》(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博布斯-梅里尔出版社1965年版)。该书第92页刊有上述文章。温思罗普的生平简介可见爱德蒙．S．摩根着的《清教徒的困境：约翰．温思罗普的故事》(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58年版)。
(4)见摩根主编的《清教徒的政治思想》第139页，托克维尔在梅耶主编的《美国的民主》一书第46页中引用该段话时作了重要的省略。
(5)见帕考维奇着的《清教徒的起源》附录第190页，193页。
(6)见摩根着的《清教徒的困境》第八章。
(7)托克维尔认为杰裴逊是”在美国民主运动中涌现出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前引《美国的民主》第203页)
(8)温思罗普．D．乔丹的学术论着《白人统治黑人：1550─1812年美国人对黑色人种的态度》一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475─481页认为杰裴逊对黑色人种的观点前后不一。加里．韦尔斯着的《创建美国：杰裴逊的独立宣言》(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1978年版)在第十五和二十二章中澄清了事实，表明杰裴逊反奴隶观点的绝对一致性，同时也表明了为什么当时他认为立即解放奴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9)见托马斯．杰裴逊着，索尔．K．佩多弗主编的《杰裴逊全集》(纽约，迪尤尔-斯隆-皮尔出版社1943年版)中的《弗吉尼亚笔记》(1785年)，第673页问题19。
(10) 前引《杰裴逊全集》中1842年6月5日致约翰．卡特赖特的信第293─287页。
(11)前引《杰裴逊全集》中的《弗吉尼亚笔记》，第676页问题17。
(12)见韦尔斯的著作《创建美国》第三部分。
(13)见前引《杰裴逊全集》中第386页1801年3月4日第一次就职演说，和第677页《弗吉亚笔记》问题18。
(14)见本杰明．富兰克林着，伦德．W．拉伯里主编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50页。
(15)本杰明．富兰克林着，拉尔夫．克特切姆主编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政治思想》(印第安纳波利斯，博布斯-梅里尔出版社1965年版)，第341页。
(16)前引《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政治思想》，第134页。
(17)尽管富兰克林对个人自我完善的概念有种种功利主义的阐述，但追根结底还是同大众精神和社会责任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的。见约翰．G．卡维尔缔的著作《自我造就者的倡导人：美国成功概念的变迁》(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3─24页。
(18)F．O．马西森的《美国的文艺复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弗朗西斯．帕克曼和詹姆斯．F．库帕对”自我造就者”的驳斥以及惠特曼和埃默森关于”自我修养”理想的新综合体问题见卡维尔蒂的著作《自我造就者的倡导人》，第77─98页。
(19)惠特曼的《诗歌散文全集》，(纽约，美国图书馆1982年版)，第188页。
(20)惠特曼《诗歌散文全集》，第537页。
(21)惠特曼《诗歌散文全集》，第297页。
(22)惠特曼《诗歌散文全集》，第929─994页。菲利普．瑞夫发展了一种类型学，与我们的很相似。他将人分为”宗教型，政治型，经济型和心理型。”然而，他倾向于认为他说的”心理型人”(我们说的是富于表现的个人主义者)取得了比我们看到的更彻底的”成功”：”美国人不再按照基督徒和希腊人的模式来塑造自己。但他们也不是欧洲人心目中把他们当成的那种经济型的人。希腊的政治家，希伯来和基督教的信徒，以及十八世纪欧洲开明经济人士都已被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在我看来，美国文化虽然表明它来源于清教徒思想，但心理型的人同这一文化的关系更近”(《治疗学的胜利》〔纽约，哈泼─罗出版社1966年版〕第58页)。
(23)克雷夫科尔着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纽约，企鹅丛书1981年版)，第83页。
(24)克雷夫科的《信》，第70页。
(25)克雷夫科的《信》，第67页。
(26)路易．哈茨着的《美国的自由传统》(，收获出版社1955年版)，丹尼尔．布尔斯廷着的《美国人，立国时期的经验》(纽约，兰登出版社1973年版)。认为美国文化全在于自由的见解的局限性，见多萝西．罗斯《重温自由主义的传统，再谈共和政体的沿革》一文。该文收在《美国思想史的新动向》一书的第116─131页中，由约翰．希海姆和保罗．K．坎京主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罗伯特．E．夏罗普的《走向共和的综合体：在美国的编史工作中出现的对共和主义的理解》一文，《威廉和玛丽季刊》第29期(1972)，第49─80页。
(27)前引《美国的民主》，第305─308页。
(28)前引《美国的民主》，第287页。泽维尔．苏比里通过评述帕斯卡有关”心”的概念，清楚地表明了托克维尔的用法，因为托克维尔一生都是帕斯卡的学生：”在帕斯卡那里，我们部分地见证了少数充分实现了的理解包含人类某些重要方面的哲学概念之尝试的一例。例如，他关于心的概念，尽管非常模糊，但却是真实的，不过由于概念模糊导致了理解困难和运用不当。虽然它不意味着与留卡尔纯理性相对立的盲目的情感，但却意味着知识的基本要素是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本性”( 苏比里的《自然，历史，上帝》第123页，小托马斯．B．福勒泽;马里兰州美国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这一意义上，心的含议不仅包含了感情，也包含了理智，意志和目的。也许”心理习惯”的概念最终可以追溯到写在心中的法则(罗马书2:15;参阅《杰里迈亚书》31:33;《动善篇》6:6)有意思的是儒教和佛教也有关于心的概念并且多少有点相似。
(29)前引《美国的民主》，第506页。
(30)前引《美国的民主》，第508页。
(31)前引《美国的民主》，第510页。
(32)有关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村镇社会重要性的论述见托马斯．本德尔着的《社团和社会的变迁》(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以及理查德德德．林基曼着的《小城镇的美国》(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80年版)。
(33)有关代表人物见麦金太尔着的《德行的探求》，第26─29页。
(34)有关独立自主的公民的论述见马文．迈耶斯着的《杰克逊式的信仰》(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和詹姆斯．O．罗伯逊着的《美国的神话，美国的现实》(纽约，希尔-王出版社1980年版)。
(35)对家庭生活的迷信见卡尔．德格勒着的《争执：革命以来的美国妇女和家庭》第26─51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巴尔巴拉．韦尔特着的《1820─1860年对纯女子气质的崇尚》，美国季刊第18期(1966)第151─174页;理查德德德．森纳特着的《家庭与城市的对立：1872─1890年工业城市芝加哥的中产阶级家庭》(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以及柯克．杰弗里的文章《乌托邦式的家庭从城市退出：十九世纪的贡献》，《共鸣》第55期(1955)第21─40页。
(36)凯里．W．麦克威廉斯描叙了旧式城镇民主在新英格兰的衰落(波士顿于1822年废除了市政会议)以及西部城镇重振新英格兰制度的失败，从而把”个人交给了他自己的意志”(《美国的博爱观》;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28页)。
(37)前引《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部分，第十章。
(38)前引《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二十章。
(39)见彼得．D．霍尔着的《1700─1900年的美国文化结构:私营机构、精英分子和美利坚民族的起源》(纽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伯顿．J．布莱德斯坦着的《职业化文化：美国的中产阶级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纽约，诺顿出版社1976年版)。
(40)见阿尔弗雷德．D．钱得勒的著作《有形的手：美国商业中的管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有关更广泛的文化内容见艾伦．特拉顿伯格着的《美国公司，黄金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纽约，希尔-王出版社1982年版)。
(41)与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联系──现在则是处于它的更不加修饰的功利主义形式之中──依然是很紧密的：”对巨大的神话式的公司的倾慕在增长，因为美国人认为在这条章鱼的中心部位只有一个大脑在控制──贪婪而野心勃勃、苦干而自主独立的、单一的美国个人”(见罗伯逊着的《美国神话，美国现实》第177页。)不过有关如何将公司放置在一个道德允许的范围内的讨论见第十章论述创建思想的部分。
(42)商人们批评他们的早期评论家是”前进中落伍的老顽固”，认为这些人是从”破落的小城镇”来的。(见罗伯逊着的《美国神话，美国现实》第178页)。
(43)在南北战争之前，这种思想就已表现出光靠它是不能使国家团结一致的，于是就出现另一种综合制度。”这是一种技术上的新型联合体。….技术联合体通过职能作用而不是靠普遍的信念使人们结合在一起。”(见约翰．海姆的文章《紧紧绑在一起：美国历史上迥然不同的联合》，《美国历史杂志第61期(1974)第19页》。
(44)有关新兴职业中产阶级的论述着重见布莱得斯坦着的《职业化文化》。
(45)关于管理类型见麦太金尔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理论的论述(《德行的探求》第24─31页，70─75页，81─83页)。有关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对管理类型的讨论见M．迈科比的《策略家》(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76年版)。
(46)有关将效率作为管理的基本作用的讨论见塞谬尔．哈伯的《效率及其提高：1890-1920年发展时代的科学管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对自给自足的村镇社会衰落、松散社会结构形成时期的社会内聚力问题的广泛讨论见罗伯特．威贝的著作《分裂的社会：美国之含议的历史开端》(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47)对治疗型人的论述见麦金太尔的著作《德行的探求》，第29、70─71页。关于美国治疗学在文化范围内最初的兴起主要参见T．J．杰克逊。李尔斯的著作《优雅无处容身：1880─1920年的反现代主义和美国文化变迁》(纽约，万神殿出版公司1981年版)。
(48)林得夫妇合着的《中等城市──现代美国文化研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29年版)，特别是第496─502页;林得夫妇合着的《中等城市在过渡中──对文化冲突的研究》(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7年版);罗伯特．S．林得着的《为什么要有知识?社会科学在美国文化中的位置》(普林斯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
(49)戴维．里斯曼与内森．格拉泽和路耶尔．丹尼合着的《孤独的人群，变化中的美国性格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版)。
(50)对比约瑟夫．费瑟斯顿的文章《约翰．杜威和戴维．里斯曼：从失落的个人到孤独的人群》;见赫伯特．甘斯主编的《论美国人的造就：纪念戴维．里斯曼论文集》(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51)赫维．瓦伦尼着的《生活在一起的美国人：一座中西部城镇在结构限制下的多样化》(纽约师范学院出版社1977年版)。
(52)在本书大部分已经完工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理查德德德．M．梅雷尔曼的著作《造就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论美国的文化与政治》(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我们对这本书中同我们类似的分析感到吃惊。梅雷尔曼分析了文化的形式以及电视、广告和大众教育的内容，发现它们不同程度上证明了他所谓的”松散的文化”正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他指出，较早的美国文化以清教徒、民主主义和社会阶层的形式，具有比较紧密的关联。他将关联松散之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与个人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
第三章
(1)对我们所指出的一些变化，最好的文献性研究书籍是约瑟夫．维若夫、伊莉萨白．杜万和理查德德德．A．库尔卡合着的《内在的美国人：从1957年到1976年的自画像》(纽约，基础丛书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的研究基于相距二十多年的两次大型全国性抽样调查。他们记录的发生在1957年到1976年间的一些变化是一种向”更加个性化或更具有个性特色的致富方式”的转变，也是向”对其自身调节更多地作出具有美国人自我表现和自我管理特色的反应方式”的转变。(第529─530页)。
(2)托马斯．杰斐逊着，索尔．K．佩多瓦主编的《杰斐逊全集》(纽约，迪尤尔，斯隆和皮尔斯出版社1943年)，第33页。
(3)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着的《论文和讲演集》(纽约美国图书馆1983年版)，第261，262页。
(4)丹尼尔．卡尔霍恩着的《一个民族的才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43─147页。
(5)有关洛克的观点见詹姆斯．L．阿克斯特尔主编，约翰．洛克着的《教育漫话》中”关于教育的一些想法”(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值得记住的是洛克《第一篇关于政府的论文》是为驳斥罗伯特．菲尔默的《族长》而作的，《族长》为君主制辩护，将君主制视为族长制的继续。见彼德．拉斯莱特主编，约翰．洛克着的《两篇关于政府的论文》(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受洛克影响，美国的儿童教养方式与菲利普．格雷文在他着的《新教徒的气质：儿童教养、履行宗教和美国早期的自我》(纽约，诺夫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三部分中所说的”温和的新教徒气质”的那种东西很相似。
(6)赫维．瓦伦尼着的《生活在一起的美国人：一座中西部城镇在结构限制下的多样化》(纽约师范学院出版社1977年版)，第185─186页。
(7)瓦伦尼的《生活在一起的美国人》，第八、九章。
(8)埃默森的《论文和讲演集》，第259，260页。
(9)盖洛普观点索引《美国的宗教》(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美国公众舆论研究所1981年版)。
(10)阿拉斯泰尔．麦金太尔着的《德行的探求》(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十章。
(11)见丹尼尔．J．莱文森的著作《男人一生的四季》(纽约，巴兰坦出版社1978年版)第十三、十六、十八、二十章;特别是第201─208，245─251，330─340页。对比乔治．瓦兰特的著作《适应生活》(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7年版)，第215─230页。
(12)盖尔．希依着《通道：成年人生活中可以预言的危机》(纽约矮脚鸡丛书1977年版)第二十章。
(13)见麦太尔的《德行探求》第十四章。
(14)希依的《通道》，第364页。
(15)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太阳城中心》;《纽约人》1983年4月25日第61、90─93页。
(16)希依：《通道》，第364页。
(17)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和公正的局限》(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对功利主义者和康德的伦理学所继承的有关具体道德品质、情感和目的自我剥夺概念，包括约翰．罗尔斯的契约论的哲学批判，见阿梅利．O．罗蒂主编的《人的特性》一书中伯纳德．威廉斯的《人、个性和道德》一文(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7─216页，以及J．J．C．斯马特和伯纳德．威廉斯合着的《功利主义：赞同与反对》一书中伯纳德．威廉斯的《功利主义批判》一文(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同时还可参阅罗蒂主编的《人的特性》一书中C．泰勒的《自我的责任》一文，第281─299页。
(18)约翰．洛克着，彼得．H．尼蒂奇主编的《人类理解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二卷，第二十七章，第六节，第331─332页。
(19)欧文．戈夫曼着的《日常生活中自我的表现》(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铁锚丛书年版)。还可参阅菲利普．雷夫着的《治疗学的胜利》(纽约，哈泼-罗出版社1966年版)一书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以及该章的总论点。
(20)菲茨杰拉德的《太阳城中心》，第90页。
第四章
(1)”一旦个人的幸福最终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承受能力、个性力量、社会地位、群体利益、模范而负责的成年人行为，以及儿童康乐都从属于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社会的安排就削弱了。…..生活美满──完满的经历和一个成年人在他生活中的社会中能发挥一切可发挥的作用──就失去了意议。….实际上，作用和特定地位都成了怀疑的对象，正如他们不同于──甚至对立于──自我的核心、人的本质”(约瑟夫．维罗夫、伊莉萨白．杜万和理查德德德．A．库尔卡合着的《内在的美国人：从1957年到1976年的自画像》;( 纽约，基础丛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141页)。(2)前引《美国的民主》，第603页。
（2）前引《美国的民主》，第291页。
(3)卡尔．N．德格勒：《争执：革命以来的美国妇女和家庭》(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章，特别是第8页。西奥多．卡普洛的著作《中等城镇的家庭：五十年的变迁与持续》(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表述了在当代印第安纳州的曼西，这种形式仍有多么强大。
(5)见N．F．科特的著作《成年女子的枷锁：1780─1835年新英格兰地区”妇女的地位”》(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有关”女子学院”见第114─125页;关于民间团体见第141─157页。
(6)戴维．M．施奈德和雷蒙．T．史密斯合着的《阶级的差别和两性在美国亲属关系及家庭中的作用》(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3年版)第14，103页。
(7)科特着《成年女子的枷锁》，第58─59页。
(8)科特着《成年女子的枷锁》，第61页。
(9)科特着《成年女子的枷锁》，第71页。
(10)前引《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三部分，第九章。
(11)见科特《成年女子的枷锁》，第80─83页。
(12)见科特的《成年女子的枷锁》，第127─129页。
(13)埃德蒙．S．摩根着的《清教徒的家庭：十七世纪新英格兰的宗教和家庭关系》(纽约，哈泼火炬丛书1966年版)，第47页。
(14)见维罗夫、杜万和库尔卡合着的《内在的美国人》第147页中关于对独身的社会接受能力的增加;关于对离婚的社会接受能力的增加见该书第151页。有关类似趋势的统计资料可参见丹尼尔．杨克拉维奇的《新规则：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寻求自我完善》(纽约，兰登出版社1981年版)，第92─99页。
(15)杨克拉维奇的《新规则》，第252，98页。
(16)杨克拉维奇的《新规则》，第103─105页。
(17)维罗夫、道万和库尔卡合着的《内在的美国人》，第147页。
(18)出处同上，第192页。维罗夫、杜万和库尔卡发现婚姻和父母身份相对于工作和娱乐而言是价值实现更为核心的源泉。在前后两次调查中他们发现多数美国人从婚姻中得到了幸福，1976年甚至比1957年更为幸福。他们认为，同样在1957年到1976年间出现的离婚率的增加和对离婚现象的认可，实际上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婚姻更为美满：因为不幸的婚姻已经解体。
(19)前引《美国的民主》，第567，587─589页。
(20)前引《内在的美国人》，第178页。
(21)《一个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和妇女的发展》，卡罗尔．吉利根着，(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巴里．桑主编的《家庭的反思：女权主义者的若干问题》一书中萨拉．拉狄克《母亲的思想》一文(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76─94页。
第五章
(1)见约瑟夫．维罗夫、理查德德德．A．库尔卡和伊莉萨白．杜万合着的《美国的精神健康：1957至1976年寻求帮助的方式》(纽约，基础丛书出版社1981年版)和《内在的美国人：1957至1976年的自画像》(纽约，基础丛书出版社1981年版)。该书最关注的治疗学”尚未自成一派”。蒂普顿会见了许多观点不同的治疗学家和病人，从心理分析家到行为者，不过他研究的中产阶级病灶往往将他引向新弗洛伊德派、罗杰斯派、格斯塔特、相互作用派和人道主义的治疗学家。许多开业者都说他们自己是”折衷”的。在强调他们自己的看法、常常还有他们所受的训练的同时，更着重于取得”实际效果”，而不是理论上的致和忠实。我们的主要兴趣并不是心理学理论和心理错乱。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将治疗学看作一种文化形式，一种对自我和社会进行思考的语言。我们知道在本章中我们讲的”治疗学”、”治疗学家”和”有治疗学倾向”相对来说差不多都有例外。蒂普顿和另外三名座谈主持人的主要兴趣都不在治疗学上，但令他们吃惊的是美国人频繁地使用从松散而折衷的治疗学文化中吸取来的某些用语和思维方式。正是这种美国老百姓使用和理解的新词语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维罗夫、库尔卡和杜万的大型调查研究证实了这种文化的广泛传播，同时也证明了那些有影响的心理学家或者性格理论家、分析家或治疗学家的观点，但同他们为何得到了普遍理解或许多少有些关系。
(2)罗伯特．弗罗斯特，”雇员之死”(1914年)。
(3)亚里士多德，《尼可马亥伦理学》，第7和第9卷;西塞罗：《论友谊》;托马斯．阿奎那：《论辩：爱恋》。
(4)莱斯特．J．卡波主编的《亚当斯──杰斐逊书信集：托马斯．杰斐逊，艾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之间的通信全集》(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2:562─563。
(5)前引《美国的民主》第565，536，538页。
(6)乔治．M．彼尔德的《美国人的神经质》(1881年着，纽约阿诺出版社及《纽约时报》1972年版)，第26，171─172页。
(7)彼尔德的《美国人的神经质》，第122─123页。
(8)伯顿．J．布莱德斯坦的《职业化文化：美国的中产阶级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纽约，诺顿出版社1976年版)，第105─120页及全书各处。
(9)布莱德斯坦的《职业化文化》第172，176页。
(10)威廉．詹姆斯：《简明心理学教程》(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892年版)第149页。再参阅威廉．詹姆斯的《论养精蓄锐：人的精力、娱乐的准则》(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11年版)，第25、66、78页;以及E．布鲁克斯．豪利弗尔德的《乡村保健史》(1984年田纳西州阿宾登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90页。
(11)维罗夫、库尔卡和杜万合着的《美国的精神健康》，第6─7页。
(12)同上书，第166─167、176─177页。
(13)见《受管理的心灵：人类感情的商业化》，阿利．R．霍奇切尔德着《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4)见盖伊．E．斯旺森的文章《后工业社会的权威和同一性的基础》，文章收编在R．罗伯逊和伯克特．霍茨内主编的《同性与权威》一书中(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204页。
(15)见《从六十年代中解脱》，斯蒂芬．M．蒂普顿着(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四章;再参阅霍奇切尔德的《受管理的心灵》。
(16)对比理查德德德．森内特的《热心公益者的衰落》(纽约，兰登出版社佳酿丛书1978年版)，第3─5、257─268、337─340页;亦见菲利普．里夫着《治疗学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