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对怎样生活的问题是怎麽想的?我们美国人是些什麽样的人?我们的国民性是什麽?这是我们向生活在美国各地的公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请他们谈他们的生活，谈生活中那些最要紧的事，还谈家庭、社区；谈他们的疑虑、困惑，以及对社会的期望和忧虑。我们发现，他们都热衷于讨论什麽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什麽应当是我们的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等，但又不无茫然。这些问题对于同我们交谈的人来说虽然很重要，但其间涉及道德问题时却往往只止于私下的担忧，好像这些事公之于衆未免令人难堪似的。我们希望本书将有助于把这种通常只在知己间窃窃私语的道德议论变爲公开的讨论。在本书中，美国人同我们、并通过本书间接地相互探讨一些深深关系到我们大家的问题。我们将看到，不少人怀疑我们美国人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点，使我们彼此有能力讨论我们的根本愿望和忧虑。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他们相信，这种共同点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提出的、同时也是人们一再向我们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维护或者创造一种具有道德一体性的生活。而我们希望实现什麽样的生活，又取决于我们是什麽样的人，即取决于我们国民的个性。因此，我们的调查，看来可以纳入关于个性与社会的关系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的范围。柏拉图在《国家篇》的第八册中，概述了一种关于一个民族的道德个性与其政治共同体的性质之间、即同他们自我组织、自我统治的方式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美利坚合衆国的缔造者们在革命时期采纳的正是柏拉图这一理论的比较新近的翻版。既然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对于我们与之交谈的那些美国人一样，自由可谓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那麽开国元勋们特别关切的，当然就是创建一个自由共和国所必须的国民素质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哲学家托克维尔对美国国民性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有史以来最透彻的分析。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基于对美国人的敏锐观察和同他们进行的广泛交谈，描述了他时而称之爲“心灵的习性”的习俗观念，并说明这些“心灵的习性”是怎样作用于美国国民性的形成的。他认爲，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宗教传统、和对地方政治的参与造就了美国人，使我们能够保持同更大范围的政治共同体的联系，并进而维护自由制度的生存。他还警告说，美国国民性中的某些方面──即他首开先河称之爲“个人主义”的东西，可能最终会使美国人彼此孤立从而破坏自由的必要条件。
本书的主题，正是托克维尔既钦羡、又担忧的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在我们看来，横贯美国历史进程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托克维尔认爲的平等。我们担心这种个人主义今天已经发展得像癌症一样危险──它也许正在摧毁那些托克维尔视爲制约个人主义恶性潜能的社会表层结构，从而威胁着自由本身的生存。我们想要知道，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什麽样的；它给人以怎样的感觉；它又是怎样看待世界的。
我们的兴趣也在于那些能在不损害个性的情况下，限制和约束个人主义破坏性的一面；并爲美国人应当怎样生活提供可供选择的模或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我们想知道，从托克维尔的时代以来，这些传统遭遇如何，它们延续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虽然以人们在访谈中的言论爲主要研究材料，但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种种，往往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正是在我们的生活方武和描述这种方式的文化语言的局限的矛盾中，我们既发现了对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的一些最富洞察力的见解，也发现了人们对寻找描述这一困境的共同语言所寄予的希望。
按照托克维尔的思路，我们确信：自由制度生存与否的关键之一，在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系，即公民参与、或不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因此，我们决定集中研究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在美国是如何展开的：私人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们进入公共社会的准备阶段；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认爲只有私生活才有意义。公共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使个人抱负得以实现；又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灰心得无意卷入。
由于研究人手和经费有限，我们决定以中産阶産级的美国白人爲主要研究对象。我们做出这一决定，除了无法囊括美国人千姿百态的生活的考虑而外，还有几点理论上的根据。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共和派理论家们一直强调诸中间阶级对于民主制度的成功的重要性。这些中间阶级历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从而使自由制度得以运行。尤其在美国，中产阶级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我们在本书第二、五、六章中将要讨论的，美国自始创以来一直是一个”人的中等状况”具有头等重要性的社会。过去大约一百年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支配我们的文化到如此程度，以致真正的上层阶级和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都未能真正发展成形。每一个美国人都主要用中产阶级的观念笵畴来思考问题，甚至在这些笵畴并不合适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着重研究中产阶级，对达到我们的目的是颇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也访问了一些工人阶级的男女，其中部分人的情况本书作了笔录；书中还有不少角色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虽然本书兼顾到了不少种族的人的情况，但未能从整体上充分说明作爲美国国民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多民族性的特点。
爲了充分把握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性质， 我们决定进行四个项目的研究， 每个项目都由研究小组指派专人负责。这些项目的会合点是今天美国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在私人生活方面， 我们决定研究爱情与婚姻──形成人们私人生活形戎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还有心理治疗，这种中产阶级美国人寻找私生活意义的新颖的但又日渐重要的方式。在公共生活方面，我们决定研究公民参与比较早期的形式，诸如地方政治和传统的志愿性社团；以及某些産生于六十年代、但在“制度内部”运作的新形式的政治活动。
每个实地研究者各自按照自己项目要点的要求，选定一些社区、集团和某一类个人作爲研究对象。在可能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在公共部分比私人部分更多)，除访谈记录外另外附有参加者的评论。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结束，访谈人数达二百名以上，其中有些人不止谈过一次；我们还观察了其中许多人实际参加社区活动或事件的情况。我们决不是说我们访谈的对象都是“典型的”美国人，也不是说我们的选择完全是随意的。我们曾阅读过大量的调查材料和社区研究资料，深信我们的研究对象决不是些“例外者”。我们研究的中心不是心理学的，甚至也主要不是社会学的，而是文化的。我们想要知道：美国人用什麽来使他们的生活産生意义；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和社会；他们的观念与行动之间关系怎样。爲此目的，着眼于有代表性的社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看来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在访谈中既讨论了大家有共同体验的美国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也谈到了每个访谈对象所遇到的特殊问题，以充分揭示美国文化传统的潜能和局限。
安．斯威德勒负责研究私人生活领域爱情和婚姻对人们生活的形式和意义的影响，她访问了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及几个近郊地区的不少男女。圣何塞是个发展很快的地区，“硅谷”的电子工业更助长了这一地区的迅速扩展。访问对象来自全国各地，只有极少数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他们有的是中产阶级，有的出身于比较富裕的蓝领家庭，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年龄爲二十七岁至五十五岁不等，但三、四十岁的人居多)，正值面对现代社会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现实的年龄。大部份人已婚，将近半数人离过婚，其中半数已再结婚，大多数人有子女。斯威德勒从对一些人的访问中了解到，当地有人组织了一种婚姻介绍活动，并亲往参加了一次这样的周末聚会，对一些积极参加者作了访问。
史蒂文．蒂普顿探究私人生活领域的另一个方面，他访问了住在南方某大城市和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各类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参加了临床心理学博士生的课程和临床实习；还多次实地考察了一些私人开业的心理学家和一所公立精神健康诊所的心理学家们分析病例的会议。此外，他还访问了一些新教牧师和正在学习用心理治疗方法主持忏悔的神学院学生，并亲自与他们一起上课。最后，他访问了不同情况的接受治疗者，以便了解心理治疗的体验和观念，是怎样影响这些人的自我认识、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工作、爱情和公共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看法的。
理查德德德．马德逊负责了解美国人怎样参与公共生活。爲此目的，他研究了两个社区的情况。一个离波士顿不远，是二百五十多年前形成的一个小镇；另一个是圣叠戈附近的一个郊区，几十年前才有人陆续来此定居，至今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体。两个社区的居民都以中产阶级爲主，但波士顿郊区住有许多蓝领家庭。马德逊着重研究志愿性社团(如基督教青年会、扶轮社*、地方商会等)和地方政治的情况。他向人们了解他们对自己社区的意识，参与公共事务的理由，以及这种参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意义和目的的程度。在了解出于公民意识的志愿精神的过程中，他不仅研究了一般的日常活动，而且研究了恰好他在现场时发生的几次引起激烈争论的事件。
威廉．沙利文试图通过研究两个政治组织来了解公共生活的意义。公民价值研究所是在费城专门从事社区组织的一个团体。经济民主运动则是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这两个组织都继承了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力团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以改造社会的传统。它们都卷入了选举政治，它们的一些领袖人物最近被选进当地或州政府任职。萨利文访问了这两个团体的领袖和成员，以了解他们对更大范围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应如何改变的见解，同时了解他们是怎样将自己的公共活动与私人生活融爲一体的。这两个组织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但费城的那个公民价值研究所在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住区也开展活动。
虽然本书主要以上述四项研究爲基础，但绝不仅仅是一份研究报告。有许多体会是从多年的阅读、反思，以及同许多并不是我们正式研究对象的人的交谈中积累起来的。我们四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其中沙利文曾获得哲学学位。我们都深受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熏陶，并力图延续哺育了我们的社会反思传统。书后简短的附录阐明了我们的这一出发点。
在研究过程中，那些允许我们进入他们家中同我们坦率交谈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本书的作者。他们的原话几乎在每一章里都有记录。他们促使我们思考了以前不曾思考过的许多问题。然而，我们不仅努力理解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而且试图认识我们自己一生作爲美国社会成员的体验。我们讲述的故事并不仅仅是这些访问对象的故事，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本书并不是按照四个单项研究报告的形式构思的。四位实地研究者已就各自负责的题目另外写了专题论文。本书几乎每章都同时从四个项目中选用了材料。头两章介绍整项研究的情况和方向。第一章介绍了分别取自四个研究项目的四个人的情况，代表通过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现当代美国生活意义的不同方式。第二章从历史入手，重点描述我们认爲在美国人的自我解释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传统。第三章至第六章论述私人生活，从对自我进行思考的方式到婚姻、家庭和个人关系的其它形式，包括心理治疗。第六章总结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不同于个人主义的其它可供选择的社会意识。第七章至第十章敍述公共生活。第七章至第九章讨论地方政治，公民志愿精神以及公民生活和宗教的更广泛的涵义。第十章论述对国民社会的阐述所经历的几个历史阶段，以及这些阶段怎样关系到我们谈话对象的观点。最后一章试图就我们的研究对于美国社会未来的意义做一个总结。
在从事这项宏大而持久的研究过程中，照例有许多提供了关键性帮助的人和许多值得感谢的人。当时在福特基金会任职的理查德德德．萨普于1978年首先建议我们进行这一研究。研究经费主要由联邦政府的一个支持哲学、历史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其余部分由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这里谨向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支持顺致谢忱。此外，安．斯威德勒和罗伯特．贝拉愿借此机会向提供“研究基金”的J．S．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鸣谢。斯威德勒在担任该基金会1982至1983年度研究员期间曾花了部分时间从事本书的写作。贝拉则作爲该会1983至1984年度的研究员花了部分时间用于本书的最后定稿。
在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最初几年内，曾受到戴维．雷斯曼、雷尼．福克斯、拉尔．波特和罗伯特．科尔斯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的卓越的理论啓发和方法论的指导。他们经常与我们碰头，其中一些人，尤其是戴维．雷斯曼还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书面意见。迈克尔。马科比、 S．N．艾森施塔特和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曾参加过我们的研究会议，并提出了建议。其它许多同事和朋友不仅给了我们一般性的鼓励，而且还爲我们提供了参考材料。我们所在的校、系也给了我们全力支持。通读或部分阅读过本书手稿的人有：约翰．乌基尔、巴巴拉．梅特卡夫、萨缪尔．柏普金、戴维．雷斯曼和爱利．沙根。我们十分感激他们的意见和校正，尽管我们并不是全都接受的。参加校阅具体章节的学生和同事爲数衆多，这里无法一一提及。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疑惑进一步澄清了我们的思路。约翰．钱见解独到，并与丽塔．嘉拉里一起爲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协助。劳拉．广中承担了全部打字工作并给予了其它多方面的支持。
*扶轮社(Rotary C1ub)──一个国际性的企业界人士的服务性组织，1905年由美商人保罗．P．哈里斯创立于芝加哥，分会遍及世界各国。──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