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奇迹：

教会是如何响应福利改革的？

Amy L. Sh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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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大力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同时，遍布美国各地的教会组织也纷纷开始采取行动，帮助这个国家的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对教会组织的这一举动，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自联邦政府开始执行福利改革政策以来的较短时间里，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教会成员与那些试图从依赖福利救济转向靠自己劳动而生活的穷人们一起，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并肩奋斗。

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的“信仰与家庭”计划”(Faith & Families) 计划已经帮助了350个美国家庭。，该计划是美国第一个影响较大的、由教会成员为那些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提供经济上、实际上的和精神上的帮助计划。现在，这350个家庭中已有超过半数的家庭不再依赖政府提供的救济金生活。另外，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南卡罗莱纳（South Carolina）和印地安那（Indiana）等州也纷纷效仿这一计划。

在德克萨斯州（Texas），共有219个教会组织加入了“探路者家庭计划”(Pathfinder Families)，正在帮助约230名福利救济领取者尽快找到工作，因为德克萨斯州对领取福利救济时间期限有严格的规定。

在密歇根州（Michigan）的渥太华县（Ottawa County），约有50个教会组织通过“消除救济家庭计划”(Project Zero)，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帮助60个家庭摆脱了靠福利救济维持生计的局面。

马里兰州安阿兰德尔县（Anne Arundel County, Maryland）的21个教区会通过“社区指导援助计划”(Community-directed Assistance Program)，帮助30个家庭找到了工作，从而不再依靠福利救济。该州的其它两个县正在评估此计划以便效仿。

在圣地亚哥（San Diego），许多教会组织联合起来，与市社会服务局一同对该市四个贫民区的福利救济领取者进行感化。另外，这些教会组织也在位于闹市区的中心福利救济办公室设立了“咨询台”，为急需救助的人们与民间捐助者建立联系。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Charlotte, North Carolina）的许多教会组织也于1998去年秋天联合起来设立了一个“咨询台”。，目前他们正在开展一项指导计划，帮助那些刚刚被雇佣的原福利救济领取者学习如何保住他们的工作。

各种以教会组织为基础的、帮助贫困家庭从由依赖福利转向自给自足的指导计划目前还在特拉华（Delaware）、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和华盛顿（Washington）等州展开。另外，教会组织也以其它方式对福利改革做出响应。某些教会组织，比如我所在的教区（位于维吉尼亚州夏落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 Virginia）），正在寻求尝试“社区集中选帮”的模式，即将某一教会组织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低收入的社区。另外一些教会组织则已经开始执行“机构集中选帮”模式的计划，即教会组织向某一特定社会事务机构（如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提供资金、物品和志愿者。在迈阿密州市（Miami），70家教会组织联合起来帮助了700名受到福利改革影响的年老、残疾的合法移民。简而言之，在整个美国，各种各样的教会组织--无论大小、信仰和宗派，参与者则不分肤色、贫富或城乡之别--都向需要救助的家庭伸出了仁爱之手。尽管教会组织还需做许多事情，才能对美国巨大的福利工作产生有价值的影响，但是，它们的确创造了一些奇迹。

渥太华县是密歇根州实施教会指导的“消除救济家庭计划”的六个地点之一，最近，它成为美国第一个将每一位体格健全的福利救济领取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地区。密歇根州州长约翰·恩格勒（John Engler）对教会组织倍加称赞，认为这一成就的获得主要归功于教会组织。1996年7月，渥太华县管理福利救济事务的家庭独立署（Family Independence Agency ）1996年7月与一家以教会组织为基础的非盈赢利性机构“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Good Samaritan Center）签署了一份合约，请该中心动员并培训教会组织志愿者去指导并帮助那些从依赖福利救助生活转向自食其力转变的家庭。“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说服了近60个教会组织棗约占该县教会组织总数的25%——参与了这此项活动。该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哈德尔威克基督教会（Harderwyk Christian Church），用切身经历证明了宗教界在帮助为生计而拼命挣扎的低收入家庭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哈德尔威克该教会共承担了帮助6名“消除救济家庭计划”帮助对象的任务，其中包括24岁的罗萨琳达·奥蒂其兹（Rosalinda Ortiz）。

罗萨琳达14岁时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她和她的丈夫，（一个15岁的非法移民），从中学辍学后，仅依靠丈夫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直到她的丈夫被移民管理机构驱逐出境。当罗萨琳达再也得不到丈夫的音信时，她便又与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生了4个孩子，并开始靠领取福利救济过日子。当这第二个男人开始虐待她时，她只好求助于“消除救济家庭计划”。

与罗萨琳达结对的哈德尔威克教会的那位指导人员帮助她制定了摆脱依赖福利救济生活的计划。他们还一起还做出制订了一份可帮助罗萨琳达摆脱入不敷出困境的收支预算表。然之后，教会给了她一辆旧汽车，并帮助她在一家温室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罗萨琳达一家也搬进了归教会所有的一间屋座房子，她将每月所应付的200美元房租被存入到一个专门的储蓄帐户中，以备。罗萨琳达最终可以使用这个帐户中的资金来支付她将来自购买房屋时作为首期付款。

然而，教会的帮助不仅仅局限于住房、交通工具和工作。教会的志愿者们还帮助罗萨琳达从一个十分复杂的法律困境中（她同时持有三份结婚证书）解脱出来。在她的第一个丈夫被驱逐出境后，罗萨琳达答应与另外一个移民结婚，以便他获准进入美国。后来，她的远亲为了帮助另外一个人入境，偷走了她的驾照和出生证明，并模仿她的签字把她嫁给了那人。罗萨林达这一案例棘手之处还在于：仅在温室公司工作了一个月，她就以与经理不和为由辞职，然后不得不在汉堡王快餐店（Burger King）干起了一份收入更低的工作。最近，教会又帮助她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每小时可挣9美元的工作。

帮助罗萨琳达的志愿者之一基妮·维尔斯特拉（Ginny Weerstra）说：“像罗萨琳达这样的人来自情况十分严重的问题家庭。他们不可能指望从这样的家庭得到任何东西，而且他们与家庭的关系也一团糟。”由于她的家庭背景，罗萨琳达承认，刚开始结对时，她很难信任教会的指导人员。然而，在最后近的几个月里，她和与另外三个由同一教会帮助的对象一道，与维尔斯特拉一起参加了一次个祈祷和圣经学习的集会小组。维尔斯特说：“慢慢地， “他们去掉了戒心，并开始推心置腹地向互相诉说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生活中有一个超越他们的--上帝，在领导着这个世界。我认为他们在为生活而拼搏的过程中再也不会觉得孤单。”

祈祷小组不仅可提供精神帮助，也是一个考验道德和责任心的场合。“罗萨琳达无疑怀有一种敌视态度，”维尔斯特拉解释说，“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她差点失去了工作。因此，我们一直尽力在这方面做她的工作，告诉她这种态度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想现在她开始有所认识醒悟，因为在小组聚会时，罗萨琳达确实为此做祷告。”

类似哈德尔威克教会这样的组织向领取救济的人所提供的多方位帮助也使得这些教会赢得当地了一家提供工作机会的公司--临时工作介绍所--的信任。该所专门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与教会合作，从需要帮助的家庭中确定可能被雇用佣的人。哈德尔威克教会监督教会区指导计划的杰伊·班哥洛尼根（Jay Bangronigan）说：，“教会若不是有一整套援助计划，临时工作介绍所是不愿意冒险跟有这种家庭打交道的。”

“消除救济家庭计划”的另外一个帮助对象莉莲厄·赫南代兹（Lilia Hernandez）认为，是她在一家由教会资助的无家可归者临时避难收容所中受到的基于圣经的教诲以及教会指导人员给予她的帮助，改变了她的整个生活。赫南代兹是波多黎各人，28岁。1996年，与她同居的男人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把她赶了出来，这样她就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那时她怀有身孕，还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只好向一位愿意收留她们的女友求助。几个月后，由于没钱交房租，她们一家被房东赶了出来。最后，赫南代兹一家落脚在“城市慈善会堂”（City Mission）。在那里，她参加了强制性圣经学习班，学习圣经关于耐心、恒心和自尊培养教诲，从而认识到她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现在她认为这一认识是她生活的“转折点”，如今她说，“每当我的处境比较艰难或我感到厌倦时，总会想起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

落脚在城市慈善会堂后，赫南代兹作为髑髅地基督教会（Calvary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帮助的对象，与“消除救济家庭计划”指导人员简·图尔斯（Jan Tuls）结对。赫南代兹说：，“简是我生活重要的部分，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好像是母女情谊。是她给了我力量。现在我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赫南代兹一直在顿尼利公司（Donnelly Corporation）的装配线车间工作，上3点到11点的那一班，这家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用镜。她每星期的净收入是270美元。“消除救济家庭计划”为她支付上班时请人照看小孩所需的费用。每当赫南代兹的旧车出毛病时，图尔斯就会亲自开车接送她。图尔斯说，“对赫南代兹而言，从事一份全职工作还是一个新鲜事，因此我担心她也许会被压垮。她想继续坚持工作，但她确实经受着巨大的压力。”

并不是所有的“消除救济家庭计划”的帮助对象都能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密歇根州荷兰市（Holland）第三基督归正会的菲里斯·布鲁格斯（Phyllis Bruggers）和另外三个志愿者花了整整9个月时间试图帮助一位离了婚的女子。她名叫劳拉（Laura），二十多岁，带着三个小孩，与她那位不负责任的男友一起住在一辆微型客车里。当劳拉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时，福利救济办公室安排她一家住进了由政府提供补贴的公寓。另外“消除救济家庭计划”把她介绍给了第三基督归正会作为帮助对象。教会志愿者帮助她搬家，帮助她洗了30缸衣物，并鼓励她保持公寓整洁。布鲁格斯说，“每当我们给予她帮助时，她都很高兴。可是一旦我们设法让她来承担一些责任时，她就变得十分恼怒。”劳拉一再未如约与收支预算咨询员见面，拒绝向她那位认为9点上班、5点下班的工作方式“是为傻瓜安排的”的男友明确自己的立场，又无决心自食其力，最后干脆将志愿者打发走了。“当她这么做时，我们感到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彻底失败了。”布鲁格斯说着，开始哭了起来。事后撒马利亚人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安慰教会志愿者，提醒大家说谁也无法帮助那些拒绝帮助的人们。后来，劳拉被从那套公寓中赶了出来，她的几个孩子也由收养中心照顾，因为一位米歇根州政府注册护士发现他们生活在极度肮脏的环境之中。

杰伊简·班哥洛尼根也提到，哈德尔威克教会负责帮助的6个“消除救济家庭计划”对象中，亦有一个人开始停滞不前。他说：“唐娜（Donna）患有压抑症和临床精神障碍。我们为她提供了收支预算咨询、指导和一份收入还过得去的工作机会，但是她却还是继续死死抓住汉堡王快餐店那份前途暗淡的工作不放。我们现在与她的关系已陷入僵局。”

有时教会在指导那些比较难对付的对象时无法取得显著进展，原因是教会的人们不善于通过严厉的方式向人们行善。例如，位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Jackson）的南方浸礼会对一位“信仰与家庭”计划”的帮助对象进行了一年多的指导。该教会的牧师大卫·米歇尔（Reverend David Mitchell）抱怨该计划的工作人员未能给予教区会充分的培训。他说，“我们教会的仁爱委员会工作人员习惯于处理短期问题，但“信仰与家庭”计划”所需的指导往往需要延续很长时间。”教会为一名24岁的指导对象塔密卡（Tamika）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并通过一位在一家办公用品公司任做办公室经理的教友的关系，帮助她在那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教会的志愿者们对所做的这一切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塔密卡一直希望能有一份在白天上班的工作，这样她就可以在晚上陪着三个孩子。但是，这些志愿者的喜悦并没能维持多久。米歇尔回忆说，“她在那家公司上了三个月班后，有一天突然达打电话给我，说她打算马上离开这家公司。她事先没有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也不知道她离开那家公司的确切原因。我想，恐怕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是她所始料不及的，因此她觉得在公司上班处处要受到约束，例如她必须早上8点开始上班，下午5点才能离开，而且连吃午饭的时间也得听从老板的安排。” 他接着补充说，“她不能很快适应一个不同于与原来所不同的新环境，以前，她可以成天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并且可以天天如此。” 因此，在米歇尔制定出一套更好的可使帮助对象始终保持责任心的制度以前，他的教会将不再接受任何新的指导“信仰与家庭”计划”帮助对象的任务。

米歇尔所遇到的困难讲的事例说明了对教会组织指导小组进行充分培训的重要性。在密歇根州的“消除救济家庭计划”和马里兰州的“社区指导援助计划”中，都有着较完整的培训计划，且有各种向指导人员提供各种支持的制度（例如在马里兰州，他们定期举办由来自各地教会组织的指导人员参加的聚会，让他们在聚会中指导人员可以互相鼓励、，并交流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因此，这两个州的教会组织在指导帮助对象从依赖福利救济转向靠劳动自食其力这一工作中取得了更较大的成功。在密西西比州，尽管也有一些十分突出的成功例子，但总体效果不太乐观。我所采访的几个教会组织负责人认为，他们过去应该在接受深层次的培训上多花些时间。“信仰与家庭计划”现场协调员罗纳德·穆尔（Ronald Moore）也承认存在有这样的需求要，并且目前他正在制作一部向教会组织提供培训的录像带。

培训的性质将根据培训组织者（是政府还是教会组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渥太华县，“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的牧师会们对教会组织指导人员进行了培训，强调了指导工作中既要满足物质需求、又要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在德克萨斯州的“探路者家庭计划”中，主要由来自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教会组织指导人员进行大部分培训，因而缺少精神方面的内容东西。

另外，当政府官员组织培训工作时，他们缺乏尽快帮助人们结束对福利救济依赖的紧迫感。州政府委任的“探路者家庭”计划主任露西·托德（Lucy Todd）说，“当志愿者来参加我们的培训时，他们对使人们不再依赖福利救济的复杂性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在接受了全部培训之后，他们才对整个局势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另外她不无忧虑地讲了一件事情，从中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培训人员往往起到与帮助人们摆脱对福利救济依赖这一目标截然相反的作用。她说，“当志愿者为这些贫困家庭提供帮助时，他们反而变成了对福利改革表示不满的代言人。上个星期我在圣·安基罗（San Angelo）时，看到一个指导小组的成员们就申请福利救济条件的新规定冲着一位福利救济工作人员大喊大叫。他们对已经实施的福利改革制度十分不满。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一年前还在为福利改革而到处游说！。”

政府组织的培训可使志愿者获得有关领取福利规定的知识，这一点也许有所帮助。但是，一无所知往往是创造之母，不了解这些规定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正因为不知道他所指导的对象可以申请何种福利救济，教会志愿者才会自己承担起责任，亲自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怎样，仅靠指导福利救济领取人熟悉新的福利制度就能使他们自给自足，未免令人怀疑。毕竟，福利改革的初衷是，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生计承担主要责任，而不要期望由寄希望于政府。

但是，并不是所有教徒都支持这种观点。许多主流新教派领导人猛烈抨击政府的福利改革，他们还在继续游说克林顿总统对福利改革法案进行修改。圣地亚哥基督教团结促进会（Ecumenical Council of San Diego）主席格林·阿里森（Glenn Allison）牧师的观点，典型代表了许多自由派新教徒的观点。在声明“不反对福利改革”并支持教会对福利救济领取人给予指导的同时，他对改革法案的许多方面提出批评，并坚持认为宗教界人士必须不仅要对“善事”做出响应，而且也要对“社会和经济公正”的拥护做出响应。他所说的“社会和经济公正”指的是他给“较好的社会”的一个相当含糊的定义。在他所定义的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得到尊重，，并且可以做干他们能够干做的任何事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能得到“认可”，而不管是不是否通过正常的工作方式；另外在这样的社会里，单身母亲再也不必为生计而被迫出去工作。

同样，全国教会协进 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也公开谴责政府不再发放补贴的决定，并在各种场合强调，帮助穷人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政府、而不应由教会组织来承担。该理事会当选理事长克雷格·安德森（Craig Anderson）认为，教会组织“无法承担起这样的重负。”理事该会华盛顿办事处去年5月曾公开宣称：“光靠志愿帮助制度本身，是无法代替政府对公益事业的责任的。”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遍布全国的保守派福音派教会却支持福利改革，因此他们极力号召自己的信徒更多地参与到帮助穷人的活动中去。“撒马利亚人工程”（Samaritan Project），是一项由福音派教会组织倡议、向特定社区的牧师和贫民区的教会提供资金援助、促进种族和解的活动。，该项目的宣传资料这样说道：“许多福音派基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认为，福利救济和联邦政府补贴不但没能帮助穷人和少数种族社区，反而害了他们。但我们也承认基督教徒有义务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但是作为一项社会性运动，我们不能仅仅发泄我们的不满，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表明我们到底在支持什么。”

美国全国福音派教会教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在一份题为《关注穷人的呼声：让教会成为真正的教会》的决议中指出：联邦政府的福利制度是失败的，同时，基督教各界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基督教徒们没有“通过增加资金捐助和更多地亲自参与到帮助穷人的活动中，来效仿耶稣那种无私的爱”。该决议号召全美国的每一个教区会至少帮助一个贫困家庭。另外，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还主持了一次有14个教派的代表出席的福利改革“高层会议”，会上代表们就各自的教派应如何响应福利改革进行了探讨。会议组织者杜恩唐·哈蒙德（Don Hammond）说，“这只不过是第一步，但它是正确的一步。我希望五5年后我们可以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人们会关注这一宗教运动并认为福音派教会组织在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棗不仅仅局限于堕胎和色情问题，还包括了贫困及种族和解等问题。

但是，大多数教会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就像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迪安娜·卡尔逊（Deanna Carlson）所说的：“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经常有教会打电话咨询如何开展工作的实践性建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过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从福利改革以来，我的确接到了越来越多的此类电话，教会的领导人经常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

大多数积极支持福利改革的教会领导人认为，还须做更多的事情来进一步开发掘教会的潜力。瑞米·阿吉说，在她为开展指导活动寻求社区帮助时，教会是唯一一个愿意做出长期承诺的社区组织，其它社会服务团体则避重就轻，只愿意提供一次性或比较有限的帮助。也许，现在仍然只是极少数的教会参与了帮助贫困家庭的活动，然而不能否认，是教会为我们指出了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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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阿米·L.·谢尔曼是圣三一主长老会城区牧师部负责人，该长老会位于维弗吉尼亚州的夏落洛茨维尔。她他还是《希望的修复者：让牧师们帮助所在社区的穷人》一文的作者。

本文中部分人名使用了化名。

《美国进取杂志》杂志（The American Enterprise）1998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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